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隔一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和“依法治国”遂成为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热议话题。如何从现代政治文明建构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坚持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存在何种内在联系？针对以上问题，本刊专门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分析，以使读者深入了解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
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必须从以下两个逻辑予以把握：一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也同样需要从上述两个逻辑来把握。具体来说，就是从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生成与建构的视角来理解。作为后发国家，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并非是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的，总是伴随着危机与风险。正是在应对和化解这些危机与风险的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得到发展，从而推动着现代政治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本文就是基于上述思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发展逻辑与变迁机理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政治意义予以把握，以期服务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文明转型：考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
基本视角
我们认为所谓政治是指建构与运用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以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随着私有制出现，并导致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进而可能导致共同体崩溃之际，这时共同体内的公共权力，就由原有单纯管理的非强制性，向兼具管理的非强制性与统治的强制性转变。这时，围绕这一公共权力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就称之为国家。这样，在国家条件下，公共事务就由单纯管理向兼具管理与统治内涵转变。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指基于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实现公共生活秩序建构的需要，而形成的参与公共权力建构与运行的要素及其关系的稳定性安排。而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指公共权力有效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有序公共生活的能力。从结构—功能理论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
由上可知，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国家阶段，就有了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以及伴随其产生发展的问题。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人类最早进入国家阶段的国家之一，并且也是唯一没有中断过自身历史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其进入国家阶段之初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我们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不能割断历史，抽象或静态来理解，必须从中国自身发展的整体过程来把握，从历史经验中把握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
然而，中国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之中。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政治运行模式。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对中国冲击的开始，由此开启了中国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程。同时，在此过程中，中国古典政治文明也逐渐衰微直至崩溃，随后中国就进入了构建现代政治文明的阶段。作为政治文明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同样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
如果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展做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一是从整体来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文明全面转型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开始替代古典逐渐生成。二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立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随着现代政治文明要素不断生成发展的。三是中华民族随着古典政治文明崩溃而衰弱，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生成而复兴，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生成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之，我们认为，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展内在规律，必须将其放在文明转型特别是政治文明转型视角下，才能获得充分把握。
现代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开始。伴随着枪林弹雨和血雨腥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以帝国主义方式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侵袭。在这一冲击之下，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开始出现危机，于是中国开始尝试在既有政治框架之下嫁接现代政治文明要素。但是，作为这一努力标志的戊戌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从而说明这种嫁接方式行不通。于是，中国就爆发了以武装起义为特征的辛亥革命，终结了古典政治文明，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古典政治文明崩溃，标志着古典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崩溃，再加上传统社会小农生产的特点，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内在产生组织化诉求。为克服这一矛盾，中国社会首先选择了军队作为组织化力量，这就使国家政权落入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队力量手中。然而，袁世凯复辟和袁世凯去世后的军阀混战，说明了单纯用军队力量是完成不了现代政治文明建构任务的。于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政党力量开始通过领导自己的军队，来建立国家政权，由此开启了党建国家的现代国家生成路径。然而，基于阶级、组织等局限，中国国民党未能承担起在中国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这一使命最终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党建国家路径和社会主义原则，使政党与国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要素。针对现代化建设组织化诉求与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特征，建国之后，中国就利用上述两个治理力量，在宏观上，建立了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上，建立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社会体制，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组织化基础，标志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初期形态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