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研究述评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近代史的衍变与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与细化，研究方法的不断演新。本文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关系等方面对此作了系统的回顾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12-0072-0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开始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衍变与发展，并发表了许多成果。考察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与细化，研究方法的不断演新。另外作为新的研究视角，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引进已经逐渐摆脱了原来按图索骥的模式，在反思其利与弊的同时更加注重其本土化的应用。有鉴于此，有必要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研究成果作一系统的回顾与评述。
一、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1.社会变迁概念的界定。关于社会变迁概念的界定，多数学者主要是借用马克思以及国外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来加以阐述的。如罗玉达就指出，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的运动变化。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社会变迁范畴，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社会变迁是一个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社会变迁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1］张玉法则侧重于社会内部关系的变化，认为所谓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是由一个旧的安定、和谐而整合的社会，转变到一个新的安定、和谐而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在他看来，社会变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变迁的原因之一是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平衡。［2］
近年来，有研究者借用社会转型和近代化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马敏认为由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3］朱英对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的界定是，在新旧结构交替的过程中，原有的与旧结构相适应的旧体制也会发生变化，逐步为与新结构相适应的新体制所取代。所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新旧结构的转换与过渡，新旧体制的更替与交接过程就是社会转型。就每一种社会变迁范型而言，其内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结构和体制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社会转型也就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4］（P3）
2.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金耀基指出，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连续性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不是简单可以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解释的。他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差距，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混合物。就宏观而言，可以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沟通网、符号系统四个面向加以考察。［5］（P65-70）
张玉法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由于受内外各项因素的影响，新知识分子和富商渐居社会领导阶层的地位，并存在五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他还考察了都市化发展方面显著的变迁；同时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也由传统思想变迁到近代新思想，随着以上各项变迁，传统的聚落形态也发生了变化。［2］张玉法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考察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认为工业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6］
社会结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社会变迁最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姜涛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十分激烈，但从宏观上看在稳定性的同时又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回归。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为政权、政区和城市结构体系的由一元向二元乃至多元的变动；城乡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组合，其中最能从根本上反映社会变革的是学校教育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乡村变革是土地向地主手中的集中。［7］（P553）陈曼娜、陈伯超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变动为启动点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性质、趋向及归宿。［8］
城市与乡村是社会的两极，通过分别研究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同，可以更细化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脉络。李明伟以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为研究视角，跨越了近代社会史和城市史两个专门领域，主要选取沿海城市和地区作为对象，对城市各个阶层状况进行了重点研究。他认为，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日趋多样化，城市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新的阶层产生了，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城市各个阶层都在向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他根据职业类型、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等因素，将清末民初城市各类群体划分为官僚阶层、买办阶层、企业家阶层、城市知识阶层、城市中等市民阶层、下层市民阶层、工人阶层、贫民阶层等，并按照阶层构成要素、阶层收入状况、阶层社会生活、阶层社会功能四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通过社会流动的研究来了解近代社会变迁的程度，厘清社会阶层形成和演变情况。［9］王先明则通过研究《东方杂志》来透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以及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性，指出，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10］
3.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各个领域。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各个领域的研究，既包括从横向上对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等社会各部门变迁的研究，也包括从纵向上对社会的阶层、群体等变迁的研究。美国学者孔飞力考察了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分析了晚清地方军事化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稳定在于王朝与地方绅士之间的协调，而19世纪中叶以后地方军事化的后果使得中央政府权力不断缩小和绅士权力不断扩张，形成了咸丰朝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行政和社会。［11］许纪霖从政治权力的聚散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的变迁，分别分析了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权力的分散与集中，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有一个权力与资源分散的小过渡，才实现了现代化的启动，最后建立了现代中央政权。［12］于建嵘以衡山县为个案分析了清末民初国家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以及地方权力的演变，认为由于县政乡治体制能满足王朝对农村经济资源的索取，所以清末国家行政权力下限是县，官治和自治的边界相对清晰。民国期间，地方政制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地方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以获取城市政治统治和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13］邓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宗族组织的演变作了分析，认为近代的社会变迁削弱了宗族的部分功能，也改变了宗族组织赖以生存的若干外部条件，同时屡次战乱和革命运动的冲击，也造成了宗族组织渐衰的趋势。［14］岳庆平则从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四个时期分别论述了近代婚姻家庭的变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