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王道思想研究述评
摘 要： 王道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近百年来学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集中在对王道思想概念与内涵的分析，在历史上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其时代价值等方面。这些研究一方面反应了王道思想研究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学者对王道思想所做的研究使之在当下的发展具有了多重路径的可能。
关键词： 王道；概念；转化；时代价值
王道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阐释政治思想时，无不以实现王道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王道理念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王道理念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价值、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王道理念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往与对外关系。近百年来，相关研究者对王道思想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概括说来，学界对王道思想的阐释与研究，可追溯到民国二三十年代。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发表演说，首次在公开场合倡导中国的王道精神，认为西方国家盲目追求物质文明，武力扩张版图，是所谓的“霸道”，而与之相应的东方文明，则以世界大同为追求的目的，以怀德远人为交往的准则，是所谓的“王道”。[1]孙氏的这次演讲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回应，一时间，将东西文明辨为“王道”与“霸道”的论说成为时人讨论国际问题的主要论调。相应的，在学术领域，对王道思想的研究则开始明显增多。总体说来，这一时期，学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多带有一种融合三民主义与王道思想的特色。
50年代以后，学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港台地区。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在借鉴西方哲学话语阐释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对儒家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做了颇具特色的阐释，以求从儒学的传统资源中开出“新外王”。[2]为此，牟氏将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形式条件”，科学知识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3]进而以此彰显儒学的现代社会价值。在此学术脉络下，港台的王道思想研究多侧重于解释王道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融合性，认为王道思想与民主思想在以人民为政治主体的观点上存在着价值重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港台学界，阐释王道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一致性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
21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学界在引入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资源的同时，开始重视与发掘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资源。在这种时代脉络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核心概念之一的王道思想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新的研究与阐释大量涌现，著作与论文层出不穷。其中对王道思想做整体综合性研究的著作有蒋庆的《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干春松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赵金科与林美卿的《王道与霸道：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论文则有任剑涛的《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王鸿生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王道和霸道》，干春松的《王道理想与儒家世界秩序观的建构》，张曙光的《中国传统王道理念及其现代转换》等。以个人或思想流派来研究王道思想的著作则有栗玉仕的《儒术与王道：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概括来说，近百年来学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中国王道思想概念与内涵的界定
在对于中国王道思想概念的认识与界定上，研究者之间存在高度的共识，将其理解为“为王之道”，亦即王天下之道。但是在对王道思想内涵方面的认识上，相关研究者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早期的研究者因受到当时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用三民主义的话语对王道思想进行阐释，以彰显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王道思想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在这种学术脉络下，传统的王道概念被注入了三民主义的话语内涵。如黎光明在《中国的王道思想》一文中，亦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出发点，通过对王道思想的历史梳理来论证孙中山所说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4]以此来论述三民主义话语下的王道外交思想。嵇文甫亦在《中央周刊》撰文称：“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王道是讲‘公理’的，霸道是讲强权的。”[5]由孙中山的观点出发，嵇氏将王道的内涵总结为“公理政治”。
20世纪50年代后的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从大陆来到港台后，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在彰显中国文化“一本性”的同时，开始承认中国文化中缺乏像西方思想在传统演进中形成民主政治的因素。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理念互不相容。恰恰相反，在港台新儒家看来，西方传统演进中所形成的科学与民主等正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种学术脉络下，港台新儒家在借鉴西方哲学话语重塑儒家“内圣”之学的同时，无不将外王的方向指向民主政治。于是，作为儒家核心理念的王道概念，被他们注入了民主的话语内涵。如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认为，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民主政治没有地方性，只有普遍性，任何民族都应当承认它，“中国的老名词是王道、藏天下于天下，新名词则是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6]唐君毅在牟宗三的观点上，也认为中国的王道思想和民主思想互相兼容，且两者互融后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王道。唐氏称：“中国之民主诚如兄言，当自求定常通出。前者为横的，且随时可冲破，后者乃为纵的，如顺求定常一义一直措思，当有一兼救中西之弊之政道出现。”[7]与唐君毅比较理性的阐释相比，徐复观则以充满感情的文笔将“唐君毅先生写的晦涩的、枯燥的题目，写成了火一样的充满热情的檄书”。[8]徐氏承认儒家思想中缺少民主的因素，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徐氏不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相反，在徐复观看来，民主政治正是儒家内在价值要求的方向。徐氏称：“儒家的政治思想必归结于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之应以儒家思想为其精神之根据，凡态度客观的好学深思之士，必不会以此为附会之谈。”[9]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学者的这种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对其后港台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学者皆沿此学术路径继续阐释王道思想，将民主政治的内涵注入与王道思想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外王”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