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明:在共同生活中收获智慧构筑安全
〔摘要〕 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寻求安全是共同生活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一过程促成了重要的智慧形态。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解释基本的智慧形态——风险求存、彼此宽容、和平共处，以及它们的更新、发展、递进和留下的问题。文明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把握中西文明各自的特点，感悟到一种醇厚的世俗底蕴——对现世生活的关注、对人和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刻意追求，如何凝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文明的比较研究也揭示了，以往共同生活（特别是西方现代性以来）所构筑的安全底线被一一突破，现有问题已经涉及到文化和文明的极深处。从而催生了一种思考：我们时代的文明也许踏入了另一个周期，正在走近一个新的分水岭。在这一转折期，面对新的风险和安全问题的挑战，中华文明的智慧显示出特别的意涵。
〔关键词〕 文明；比较文明研究；智慧形态；个人与社会的安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8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07ASH001）
〔作者简介〕杨敏，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 100081。
瞭望文明，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安全问题也因之如影相随。当今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数码化、网络化）的发展，使社会的开放性不断提升：时空的开放性，内含过去之中的逻辑与现在形成重叠并继续延伸至未来；知识的开放性，知识的每一步进展也添加了新的未知；交往的开放性，人们在陌生人世界中进行沟通、寻求理解、达成共识；选择的开放性，我们的抉择总是受到有限的理性、不完备的信息、不规则的行动系统的制约，等等。所有这些不仅添加了风险，也改变了风险的性质，以往的共同生活所构筑起的安全底线一再被突破。这表明，这些问题现象超出了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体制的范畴，已经涉及到文化和文明的极深处。这种情势引发的思考是：也许文明踏入了另一个周期，我们正在走近一个新的分水岭。
在这样的变局中，对于应对个人与社会生存安全的新挑战，比较文明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个社会的风险行程都遭遇了生存安全的威胁，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解决途径及实际结果却各自迥异，我们需要从中领略更高的智慧形态。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方法仍然是根本性的。譬如，他们不是将世界视为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理解为一种过程的集合体〔1〕，他们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他们关于个人思维的非至上性与整个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以及单个人认识的有限性与无数世代人们认识的无限性的论述〔3〕，他们关于“首先应该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4〕的阐释，等等，提供了比较文明研究的一种视野，对于理解个人与社会如何应对风险、重筑安全，这一过程所推动的人类基本智慧形态的演替，所形塑的文明重大面相及其变迁，都显示出深沉的思想力量。
一、文明破晓——“风险求存”的智慧
对“文明”进行讨论并不容易，这个简单而普通的术语汇聚了大量的争议。譬如，关于文明的内涵，学者们的见解就各不相同。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文明”在使用上主要是与“野蛮”相对应的。在更进一步的理解中，“文明”的界定往往涉及到“文化”的理解。譬如，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于把文明视为较高的文化阶段，但这类看法也引发了更多的不同解释。如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这样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5〕泰勒的定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对于研究文化的学者，它的经典性是绕不开的。斯宾格勒则认为：“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6〕并称：“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7〕他主张，城市的出现是文化转向文明的标志——人类心智面对着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情感和生命力却进入了萎缩期。汤因比却不赞成这一见解，因为“有一些没有城市的社会，但却跻身于文明的进程”。他主张，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8〕在布罗代尔眼中，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空间范畴，是“由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组成”。他强调文明的“长寿”现象：“经济形态曾前后更换，政治体制可被摧毁，社会可以新旧接替，但文明继续走自己的路。”〔9〕沃勒斯坦对文明是进步的文化、是与原始性或野蛮性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社会特征的观点提出了批评〔10〕，他把文明理解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共存。〔11〕在有关文明的类型、历史上的文明总数等问题上，学者们也“常常各执一词”，亨廷顿对此做了概括性的整理，这里不再赘述。亨廷顿指出：“奎格利认为，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案例，很可能还有另外8个。汤因比起先列出了20个文明，然后是23个；斯宾格勒详举了8个主要文化。麦克尼尔分析了全部历史上的9个文明。巴格比也认为有9个文明，或者11个，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话。布劳代尔识别了9个文明，罗斯托万内指出了7个主要的当代文明。”他亦指出，“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方面，学者们“意见一致”；人们“合理的共识”表现在，“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5个仍然存在”。亨廷顿本人将“冷战后时代的世界”视为“包含了7个或8个文明的世界”，具体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8-29、8页。
自然、社会、个人：比较文明的三种基本视界。无论如何，“文明”永远是一个绽放魅力的话题，徜徉其间总会激发出万般怀想。这不仅因为文明本身具有繁复多样的品质，也因为文明的观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界。譬如，在三个最基本的实体层面上——自然、社会、个人，相应地可形成三种视界——地理视界、社会视界、个人视界。但即使在这三种最基本的时空视界中，也能看到文明的异质风采和万千气象：地理视界中呈现出自然层面的文明，像一条节律舒缓、曲折蜿蜒的长河，横跃四野、纵跨古今；社会视界中呈现出人类层面的文明，展现了各种共同体（族群、家庭、社区和更大的社会）在相互碰撞、冲突、协调与融合之中，一遍遍地演绎着纵横捭阖、激越跳荡的集体奋争；个人视界中则呈现出个体层面的文明，像一个“无方向事件的漩涡”（吉登斯），它的变动不居、转瞬即逝，常常是难以把握和不可理喻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来自法国著名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划分。布罗代尔倡导总体史思想的基本方法，将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可称为地理时间，通过长时段分析可以把握总体的历史；中时段可称为社会时间，中时段的历史是“局势”的历史；短时段也可称个人时间，短时段的历史是“事件”的历史（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载《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73—204页）。笔者认为，每一个时间维度都有其相应的空间范域，这里使用的地理视界、社会视界、个人视界，意在强调比较文明视野的时空双重意涵。这三种视界分别折射出文明的不同质性，既是沧桑历尽、深邃悠长的，也是开放热烈、躁动不安的，既有鲸吞万里的气势，也有沧海一粟的伤怀。同时，这三种视界也将对文明的不同观察连接成为一组移动的胶片，每一种文明都曾有过孤独的探索与生死的煎熬，也有立意追求一种进步和更好未来的志向，这就揭示出穿凿时空的过程所留下的共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