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派评析
摘要：香港反对派的存在有其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文章阐释了“一国两制”下香港反对派的历史、法律和社会生存条件，并就如何公正客观评析香港反对派提出了四点看法。
关键词：香港；反对派；“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51-03
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反对派的存在是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反对派”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政治学术语中应该采用“反对党”较为贴切，但香港反对派一直以民主派自居。该说法似乎是在质疑香港其他政党的民主性，所以严格意义上的香港反对派是一个泛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政党和政治团体联盟。它们中比较著名的是民主党和公民党，其中香港民主党就自称是“特区反对党”。反观中国大陆就不存在反对派现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8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非反对党，二者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
香港反对派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在“居港权”风波中，他们高举人权和司法独立的旗帜，捍卫在港逾期非法滞留者的基本人权。他们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争议中，将香港新闻自由推到极端，并寻求香港社会底层支持，最后引发了2003年7月1日几十万人的大游行。香港反对派所掀起的政治风波还不限于此，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政改风波”。香港反对派提出要在2007年普选特首、在2008年直选全部立法会议员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2月把特首普选时间定在2017年。那么，香港反对派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能耐？如何看待反对派及其活动这些问题均值得探究。
二、西方反对党存在的合理性
在西方政党理论与实践中，反对党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民主自由的象征。反对党的地位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领域，反对党都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和方式向执政党施加压力，并经常性地利用新闻媒体批判执政当局的相关政策，积极宣传本党的各种政治主张。从理论和实践来分析，西方反对党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冲突控制上看，反对党是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产物，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把利益冲突控制在可调节范围内。控制冲突的方法有很多种，多元主义者把广义上的政府看作是冲突发生的场域，也是冲突的“仲裁人”。拉斯维尔和卡普兰认为国家或政府必须制定各种规则，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赋予这些规则以力量。反对党的存在可以妥善地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通过与执政党的博弈，最终达成共识控制冲突。
其次，从权力制衡上看，反对党是防止执政党专制的重要武器，有利于在必要时候实现政府权力体系的和平过渡与顺利交接。权力不受制衡，执政党很有可能滑向专制。洛克指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1]在立法过程中，反对党能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约束，防止议会通过明显偏向执政党利益的法律和议案，并提供一些相应的立法建议和方案，从而避免独裁政府的出现。西方反对党的政治目标是夺取政权，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寻找执政当局的各种“麻烦”，寻找上台的机会。在英国，反对党同时还组织本党的“影子内阁”，一旦有机会上台执政，影子内阁立即生效、执掌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政府交接过程的时间差。
再次，从权利保障上看，反对党是自由、平等等基本人权的坚决捍卫者。西方人权理论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卢梭高呼：“自由乃是他们以人的资格从自然方面所获得的禀赋”[2]。 托马斯·潘恩则主张：“人进入社会并不是要使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也不是要使自己具有的权利比以前更少，而是让那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他的天赋权利是他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3]在西方，政党竞争体现在选举活动中，选民的态度决定了反对党能否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顺利上台。所以，反对党广泛征求、倾听选民意见，敢于在公开政治场合发出不同意见，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更是在捍卫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天赋人权，保障主权在民。另一方面，由于竞选失败，反对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进行“合法反对”可以唤醒社会多数关注公共政策，维护个人切身利益，防止出现多数的暴政，进而捍卫和巩固民主政治制度。
三、“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反对派
马克斯·韦伯认为：“民族上或宗教上的少数者，作为‘被支配者’而与作为‘支配者’的另一个集团处于对立的情况下，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的被排除于政治上的有力地位之外，通常特别强力地被驱往营利生活的轨道上，而他们当中最具天赋的成员，由于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上毫无用武之地，故而试图在这方面满足其名利心。”[4]在回归祖国前，由于香港政治权力完全被英国统治者垄断，香港华人只有通过经商致富，在经济领域寻求成功，进而提高社会政治地位。19世纪末，香港华商在经济领域上取得显著成功，开始向港英政府表达民主诉求。在港英政府统治下，尤其是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培养下的新一代中上阶层华人，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英国政治制度产生强烈认同。香港著名绅士何启曾发表演说称：“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大、正义、仁慈的政府令香港华人获益匪浅，并得极大地分享香港的繁荣。在英国统治下，他们找到了庇护与自由，得到政府的公平对待和关照。”[5]由于香港民主化浪潮具有突发性，1982年中英谈判前后，港英政府迅速地建立基层区议会到立法局的三层代议政制，让广大香港华人中的政治精英们政治参与逐步制度化。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最终签署，香港社会分成亲中和亲英两大阵营，亲英阵营中分为传统亲英派和作为反对派的民主派。反对派基本上认同民主政治理念和民主价值，一定程度上香港反对派就是香港民主化浪潮不断深化的历史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