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理论结晶，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19、20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期。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者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保守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历史合理性，但也应当警惕、摒除其感情趋向上的守旧、复古因素。激进主义则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学术理论界责无旁贷的研究任务。
[关键词]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 社会思潮 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K25；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106－06
一、基调的确立：如何定义保守与激进
根据英国学者斯克拉顿的定义，保守“是指人们心目中的一种自然的性情，即抵制对习惯性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混乱的变化。换言之，它描述的是一种本质上或心理上的态度，是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性：习惯、惰性、恐惧以及好胜心等等”。可见保守体现的是一种性格、态度或感情倾向。激进亦然，激进又意疾进，激扬跃进。其急于变革，讲求改变之速，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就是进取且偏激、偏执。两者一张一弛，相对相成。梁启超认为，“惟留恋也故保守”。这个令人留恋的、稳定的现状就是传统。如郭齐勇所定义的，“传统其实就是理解者内在地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如此说来，保守就是抓住这个历史传统的核心价值不放，是对自己业已习惯的表现出内在的留恋；激进则是以激烈、急躁的心态反对传统。以求舍弃一净，置身于一种新的理解之中。作为现代化思潮的保守与激进，其内涵十分丰富，绝非如字面所显现的那么简单。保守主义的大家牟宗三说：“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激进主义的大家章太炎说：“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两人都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变革的方略而论，而非单单表明维持现状的温和态度或打倒一切的破坏意绪。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阶段后，为适应时代变迁而兴起的普遍社会思潮和精神现象，是知识分子在对于现代化的思考中所形成的处理本土义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度，两者是在同一文化体系之下互为界定的。由于各国、各民族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及其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生模式的不同，各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也各具特色。因此，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背景之下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格局中来加以讨论。18世纪以后，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激起了普遍热烈的文化反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是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由主义相伴生的文化思潮与派别。自由主义全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持温和态度。激进主义彻底反传统，主张以革命方式重建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保守主义则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批判地、有限度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同时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三大思潮均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生，可被认为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不同选择的理论思考的结晶。
二、思想发生学分析：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产生的背景
从思想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文化保守主义是现代化世界进程的产物，又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而激进主义亦是在此大背景下，应时势之需而起，以矫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枉。
原生内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文化的对外扩张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必然产生的主动刺激因素，而次生外发型现代化同家、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是其必然产生的被动反应因素。公元1500年前后人类从族群间彼此隔绝的状态进人了各种族集团间的直接交往阶段，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后，美洲大陆的发现及绕过非洲的航行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在西欧、南欧及北欧的勃然兴起。随着西欧资本主义文明伴随着殖民扩张而播散全球，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先后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欧洲而言，其资本主义文明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被称之为“内发自生型”或“原生内发型”，如英国、法国等；而德国、日本、俄国、中国等国家，其现代化过程是在外来强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属“外发次生型”或“次生外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是一套新的社会经济系统，其独特的文化和行为方式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文明体系之价值观难以契合。具有天然的对外扩张机制的“内发自生型”国家、民族文化系统与“外发次生型”国家、民族文化系统必然发生强烈的冲突与交融，文化保守主义则正是“次生外发型”国家、民族针对资本主义文化的野蛮扩张而引起的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所采取的文化对应和取向。面对“原生内发型”国家、民族文化的野蛮扩张，“次生外发型”国家的文化系统通过社会全阶层无意识的传统文化承袭以及社会知识阶层有意识的传统文化维系两个层面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抵御效应，文化保守主义应运而生。
激进主义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缘由。首先，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华道统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结构在近代中国受到猛烈冲击，儒家文化面临着现代化转型和政治变革的双重困境，对儒学的反动成为此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正如高力克所说，“近代中国反儒运动的兴起，实源于知识分子对儒学之意识形态霸权之反叛。”其次，近代国门洞开，留学日兴，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启蒙思潮如进化论、实证主义等构成激进主义之思想渊源；同时，文化保守主义坚定的传统立场又表现为巨大的历史惰性。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保守性的反动；一战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全面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主义的声势，同时也坚定了激进主义对于民族性的侧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对民族传统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倾斜，要求一种兼顾两者的反作用力，为其矫枉。而且，现代化进程正需要一种具有强大爆破力的思想流派为其开山辟道。近代中国政治救亡、文化危机以及近代社会传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激进主义应运而生。
学界论及保守主义的学者，多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其发端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忽视了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碰撞、交融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思想领域激起的巨大波澜，抹杀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实行家在保守主义发生史上的真正先驱地位。笔者认为，作为社会思潮的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惜这一事实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冯氏在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