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 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一股被称作“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的思想热潮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形成势头。组织者宣称这代表自2008年前后就开始兴起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热，“或者说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趋势”。
这一思潮的涌现实属必然，因为它是中国思想者对党的十八大发出的坚定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要求的响应和追随，也是中国知识界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进行近代史反思的延伸，还体现了国外观察家对中国内外政策转型的密切关注，可以说是西方内部正在发生的制度反思的中国镜像。
在2014这个特殊年份，“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归根结底是重新检视中国走过的和应走的路，明证其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必然性，这是中国重新凝聚共识、继续朝正确方向前行所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道路问题有两条基本线索，既包括中国应在国内走什么路，也包括中国要在世界上走什么路，两者相互关联、作用——前者走通了后者必然天高地阔，后者出了差错将会干扰和裹挟前者。必须以心系人民的良知、实事求是的态度构筑通向未来的桥梁。
对于中国在世界上该走什么路，答案早已明确，那就是和平发展道路。偏离了这条路，中国不可能在国际上获得突出、持久的话语权。但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中国与世界签订的契约，也非中国必须对世界单方面作出的承诺、承担的义务，对此中国领导人讲得很清楚：“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大主要优势，但优势必须是具像的，仅靠提目标、喊口号不能兑现优势，还要有足够多的守护这条路的具体手段。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最主要的精力应放置于此。
中国的思想者们需要提出并深思几个问题，只有它们当中的每一项都拥有正面、积极、确信的答案，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谈得上一通到底，中国和中国外交才真正谈得上优势在握。
这些问题应当包括：中国是否拥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力、有利的决策体制？是否拥有与和平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大战略？是否拥有足以支撑和平发展战略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以及足够丰富的人才储备？是否拥有体现和平发展意志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以及与此相连的对外辐射力和渗透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否拥有足够的公众理解和支持？说到底是内外环境和硬、软两种实力的问题，但终归是一个政治抉择的问题。
固然可以通过不同制度的比较重新发现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的真正自信应来源于对我们的制度和做法一定要比别人好的追求，而不是别人的制度和做法比我们坏的侥幸。要防止把“相对好”当作“绝对好”、把“不算最坏”当作“就算正确”，把“局部真实”当作“整体真实”。不能因在国际上存在比自己的一些不合理、不适当的政策实践更坏的恶例就不谋改革、不思调整。
就像机遇和挑战一样，优势和劣势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在很多时候可以相互转化，一旦对优势的自我认知膨胀为自大妄为，优势就会被浪费、就会发生向劣势的转换。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讲话中叮嘱，“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累 进
新中国迄今已走过的65个年头，自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65年。65年来的中国外交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精力发展与苏联、周边邻国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打破西方的封锁围堵。
第二个阶段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两国关系破裂，中国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第三个阶段是“一大片、一条线”，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积极投入南南合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论断，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确立全方位外交格局，全面融入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65年的外交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战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逐步走向中心位置的过程。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在他的《中国走向世界：不完全的大国》一书中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更细划分为十个阶段，并得出六点结论：
第一，长期性的不安全感和周期性的被孤立经历导致时常的战术性结盟和调整；
第二，国内政治对外交事务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改革开放后的外交运作更加专业化；
第三，被国际社会接纳进而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旷日持久，仍不时显示出不适应性；
第四，与周边主要邻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存在“隔阂—敌意—矛盾—正常化”的循环往复；
第五，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极具流动性，且内部始终存在争论；
第六，外交政策的连贯性特征并不明显。
这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是合情合理的。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中、格局转换的世界里，中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变革符号，过于鲜明的“连贯性”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求全责备。
“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而且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沈大伟的精神导师基辛格却正是从连贯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理解中国外交的。
如果必须为65年来的中国外交找到一条主线，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强国方略结合起来的政策，一个中心词汇是“复兴”。
“虽然历经劫难”，“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基辛格说。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观察家们都确信，中国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和“历史性权利”。他们都关注到过去65年间世界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他们的视角开始转向中国如何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