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五个问题。在最后一部分，他对当时的一些提法显然是保留的，内心比较矛盾，讲得有些乱。事后，他指示外交部把这一讲话记录全部收回销毁，一份不留。副外长姬鹏飞为了存档，还是让外交部保留了一份。
1967年1月初，"文革"已进行了半年多，我国驻印度使馆和缅甸使馆部分人员奉命回国参加"文革"学习班。那时正逢上海一月夺权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陈伯达威逼自杀。飞机在昆明停留时，因当时两派红卫兵抢飞机上北京而使飞行受阻。我们在候机室冻了一夜，耿飚大使直接同北京联系。周恩来打电话批评红卫兵，指出这是国际航班，不能抢用。驻外使馆人员在京到刘后，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向在家讲话，希望大家好好学习，三个月后再回使馆继续工作。当时即有个别造反派递条子，打断周恩来讲话，表示运动不结束不回馆。周恩来生气地说，今天是你们来听我讲话的，让不让我说下去？大家对个别造反派的无理行为十分气愤，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和支持周恩来的讲话。2月2日，周恩来因长长累感到异常不适，经会诊发现有心脏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健康担忧，于次日贴出大字报，要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周恩来虽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仍运坚持工作。2月7日，周恩来在修改驻外使馆开展"文革"运动的指示稿中，规定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扫，大辩论，大串连），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强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当时周恩来必须要与"文革小组"周旋，请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到外交部礼堂同驻外使馆回国参加学习班的同志见面。加一方面，周总理又要应付造反派，5月10日晚劝说外事口造反派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周恩来说，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的身体，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6月间，康生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周恩来当面质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的时候，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康生推说这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8月7日，我在楼上看到周恩来站在正义路外交部院内进口处，在烈日下不进入，坚持要造反派把会场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取下。8月27日，外事口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周恩来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在后面喊："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保卫外交大权上，周恩来十分坚决。他声明："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强调陈毅是外长，代表国家，是国际影响问题，对他的批判只能在外交部内，不能在部外搞，不能上街游行，大字报不能上街。1967年5月15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他们为揪陈毅而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5月18日，北京开群众大会，谴责港英当局对香港罢工游行工人进行镇压。外交部有关领导未建议陈毅出席。周恩来知道后提出批评："群众大会不要陈毅同志出席，这不行，现在还没有免他的职，批判是内部的，这不叫和稀泥。不要陈毅同志出席是错误的，没有照顾大局。我不怕骂，我知道主席的方针才这样做。如果陈毅同志不出席，敌人就知道我内部有矛盾，就会更凶。外交部方案中没有提，你们软弱，怕丢饭碗。"
1967年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向江青、陈伯达汇报，江青、陈伯达均表示支持。8日，周恩来看到此讲话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均未到场。8月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外交大权旁落了许多天。周恩来为此十分焦急，8月25日凌晨一时，他找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同志谈话，讲王力煽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以及8月22日火烧英代办处等情况，并把王力"八·七讲话"交杨成武转送毛泽东。当日杨飞上海见毛泽东，毛泽东在26日听取杨的汇报后说：王、关、戚(指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在王力8月7日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当日周恩来根据杨的报告，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先后隔离、审查了王、关、戚，从而第一次挫败了江青集团的阴谋。
"大使馆本身都不能存在下去，还能作什么宣传?"
"文革"初期，康生煽动群众，说什么"必须把反对国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世界上反对一小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结合起来"，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对外交事件无限上纲，并动辄搞抗议游行，与各国关系搞得异常紧张，发生了"三砸一烧"(砸缅甸、印度、印尼使馆，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我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多次明确表示："不能每个外交活动都无限上纲，如无限上纲，把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是敌人，这完全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团结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的思想"，"反对帝、修、反，也要有主次之分"。他斥责说："就是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大使馆本身都不能存在下来，还能作什么宣传？"
1967年港英当局镇压工人罢工，周恩来一方面主张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斗争策略。指出斗争要立足于本地，要以政治斗争为主，主要靠当地人民，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文斗英方无法阻止，武斗英方会镇压，而且容易被美国利用。他并指出，60年代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华商，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都是我内地供应的，如果搞同盟总罢工，我们上述商品进不了香港，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市场，台湾人也会进去代替罢工工人；而且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更加不利。当时有关外事部门人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周恩来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对英斗争还是不要主动出击，我们虽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处在英国统治下，我们既不收回，又不同英国打仗，他们法律完全不遵守不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他先后批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的数字上作夸大报导。新华社说当时打死打伤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又据新华社消息，在第八版刊登并加上了"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一人，伤数人。周恩来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被动"，"发这样重大的消息，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他批评外交部在6月6日照会中提到"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说："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你们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斗争逐步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很被动。"8月22日，在坏人煽动下，发生了烧砸英国代办处事件，周恩来在紧急情况下，指派解放军劝说群众撤出，保护被揪斗的英代办处人员，事先设法拉江青、康生、陈伯达，由他带头，四人共同签名广播，劝群众不要冲入英国代办处，要尽快撤出，极力防止事态扩大。事后他对自己在极度繁忙和疲劳的情况下批发了限英方在48小时内启封香港三家小报事多次作自我批评，同时批评外交部提限48小时是不考虑后果，明知英方不会接受还这样提。
1967年9月，中国驻柬人员受极"左"思潮影响干涉柬内政，西哈努克宣布解散柬中友协。周恩来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13日，西哈努克宣布撤回驻华使馆人员，但不断交。周恩来于14日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对此表示遗憾，同时进行劝说和挽留。18日西哈努克宣布撤消其撤回使馆人员的决定。
1967年，由于在仰光的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后又牵涉到中国驻缅甸使馆。6月26日，一暴徒进入中国驻缅甸使馆杀害我一名专家。王力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治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断交。中国驻缅使馆也有人提出对缅斗争"要不怕断交，不惜断交"。甚至要"逼它狗急跳墙，逼它断交"。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这是不对的。后来中缅关系得到改善，1971年8月，缅甸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对1967年6月26日的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恩来给他机会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说："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当时使馆发给你们外交部的有些照会未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
1967年6月，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等两名外交官闯入北京西郊偷摄军事设施，被发现后，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印方作为报复，宣布我国一等秘书等两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纵容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捣毁办公楼和毒打我外交官和工作人员8人。驻印度使馆曾来电认为我们应作为对等，再驱逐印度驻华使馆一名一秘。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此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一再升级，有可能导致两国中止外交关系。由于我国保持克制态度，北京群众未进入印度使馆，事态得到控制。
1967年，印尼群众冲入中国使馆，使我一工作人员受伤，印尼副外长来馆慰问，被使馆人员轰出去。接着发生北京群众砸印尼驻华使馆事件。同年10月，中国不得不宣布从印尼撤回使馆。周恩来亲自把对外声明中"断绝外交关系"改为"中断外交关系"，从而留有余地，为今后两国复交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发生苏边防军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事件。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行事。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同年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来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苏方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边界问题可以通过谈判最终解决，在此之前两方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从此中苏决定开始边界谈判并互派大使，使和缓两国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0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有关谈判的文件上批示："在双方会晤中，如苏方态度好，我方应相应对待，不要每次见面，都要挑起争端，更不要在争吵后，必喊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谈判总要做得认真严肃，以理服人，而不是每谈必吵，每吵必骂，才算是针锋相对。"
"文革"初期，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的一位二等秘书，去港口看望船员，途中因车祸而死亡。使馆武断地认为是德方故意挑衅谋害，当民主德国派副外长来中国使馆吊唁时，竟把他轰出去。中国外交部派出调查组去现场调查，认为德方介绍有道理，是车祸，而且车祸主要责任在我方，不是谋害。当时还有人不服，周恩来以40年代在重庆时工作人员李少石外出因车祸而死的例子，说明要实事求是，不能这样看。
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一插就插断了。
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一插就插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1967年后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为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到1969年7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14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任的大使时指出：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要注意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针对"文革"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等情况，他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他对国内滥用毛主席语录也同样提出意见。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新华社出的一种内部刊物)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9月5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上也不登了。9月8日，他告知交通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12月23日，他在同外交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外事工作中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的错误倾向，指出：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
在"文革"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冲击，但周恩来还是积极主张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要注意开展对外活动和搞调研工作。1968年8月20日，周恩来对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现在埋在国内各省的文件里了，所以国际活动就更少了。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也不这样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而是少了。1969年6月，周恩来安排陈毅等四位老帅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先后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同年11月29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编印的一份情况反映材料上批示："我方外交人员和译员，也要主动向对我友好的国家外交使节进行活动，这是重大的外交任务。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1970年9月24日，周恩来同外交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些人就喜欢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当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只注意人家的短处。同年11月18日，周恩来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指出：现在各部门见了外国朋友不敢讲话，彼此苦恼。要作为一个问题研究一下，要客观地解决这些问题。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到处找工作做，要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关起门来，等人家来创造条件，等人家送上门来是不行的。
《新情况》引起的风波
1973年7月，外交部新闻司出版的《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作者是欧美司美大组的张再同志。文章谈到美苏矛盾，同时根据当时情况，强调了双方勾结妥协的一面，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7月3日，周恩来从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处得知毛泽东对这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事实上，这一期《新情况》，事先由章文晋审定，部领导姬鹏飞、韩念龙等都曾圈阅，周恩来阅后认为文章还有些新意。由于他敏锐地感到这次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他就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以保护外交部的同志，同时也为了在调研工作中保护讨论和钻研问题时提出不同意见的积极性不受到打击。
7月4日，毛泽东约见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周恩来将3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4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该期《新情况》问题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3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种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该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14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15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核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153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此外，外交部作为善后，把张再同志调出外交部，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章文晋也于同年9月外放到加拿大任大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同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来访，周恩来和叶剑英同他举行多次会谈。当时外报载有记者维克多透露苏联准备对我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企图，后来证明此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基辛格试探问：如果苏联采取此行动，中国方面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答：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基辛格在离京前清晨要求再见周恩来一面。周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对方说毛已睡了。周以往有谈话口径，不见面不好而见了基辛格。基辛格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周回答说：此事需要考虑，等以后再说。这实际上仍是按原口径的一种婉拒。但王海容、唐闻生(译员)认为周恩来右了，是说错了话，直接向毛泽东汇报。11月17日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吸收外交部更多人参加。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四老"，"四小"。"四老"即姬鹏飞、黄镇、乔冠华和仲曦东；"四小"是：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和齐宗华。会议从11月21日起到12月初，共开了10多天，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12月9日，毛泽东向王海容和唐闻生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又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同日，毛泽东把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至此，批斗周恩来的会议才告一段落。(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