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存刚（1965-），男，安徽灵璧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
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摘要：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
的学理意义。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
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国际关系一经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人类文
明的整体发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文明史探讨，或者在文明史的关照下
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拓展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
容，矫正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时出现的简单、机械乃至极端化的缺陷
；有助于克服一些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蕴含的循环论和保守倾向，凸
显国际关系进化和进步的趋势、人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以
及观念和文化的力量。
关键词：文明史；国际关系研究；陈乐民；亨廷顿；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
01-0037-04
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但到底如何跨，向何处跨，其中却是
大有讲究的。仅以国际关系（IR）与历史学科——这是一个公认的与国际关
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的关系为例，其中就充满了歧见。即使是那些主张重
视历史研究、呼吁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观点，仍然不免失之于片面。因
为它们往往把历史简单地等同于国际关系史——至多还包括外交史。实际上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探讨，其内容应当比这种理解丰富得多。因此，国
际关系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明史研究，在文明史与国际关系
之间建立有效的链接，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克服既有主流范式
的弊端。
一、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
象之所以确立“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这一判断
，是基于如下认识，即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类这个物种
的自然进化史，而是人类的文明演化史，即人类这种“类的存在物”在其独
有的“人文动机”①支配下所进行的创造性、可积累的连续性社会活动过程
，具体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功能性文明②等方面
的发展和进步。从文明史的角度观察国际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关系实
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国际关系
一经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这是因为，作为国际
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基本前提的国家本身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在经
过漫长的摸索、反复的试验之后而创造出来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与以往
各种形式的公共权力相比，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履行政治统治、经济生产和
社会管理等诸多职能，并有可能成为生活在它所控制的一定地域内的人们认
同的基础和情感的依托，成为他们处理对外事务的合法代表。因此，所谓的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说到底不过是国家（Nation）这种
有组织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物质、技术、思想、观念、情感、制度等多领域、
多层次的互动（Interact）。这种持续的互动，不仅使各个国家在文明的三
大领域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全球或地区的、
多边或双边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逐步建立，为人类不同群体所一致认可、
共同分享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得以产生，共同体（起初是相互依存感，进
而是利益和命运的攸关方）的意识日渐强烈，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更加凸显，
一体化的程度逐步提高。
总之，“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
展”[1]（p.23）。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尽管国际关系中充满了冲突、暴力乃至
战争，不时出现曲折、停滞乃至倒退，但整体而言还是进化和进步的，这与
人的能动性及其社会实践的建构功能密切相关。因此，秉持审慎的乐观主义
是恰当和必要的。如果单纯从国际关系角度进行观察，则极有可能陷入循环
论和悲观主义的窠臼。
二、把国际关系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陈乐民的论述与实践基
于文明史而研究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1930
-2008）曾有过精辟的论述。1997年，他在一篇纪念“罗马条约”签署40周
年的文章中写道：“要了解欧洲何以是欧洲，单靠这40年是不够的；40年的
根须在欧洲文明的土壤深处，欲知欧洲，不能不讲它的文明史”[2]。2002年
秋，在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开授“欧洲文明史论”这门通识课
程时，陈乐民谆谆告诫那些急于寻找到研究复杂世界门径的年轻学子们：“
了解世界，有如剥笋一样，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先剥去所谓‘国际关系’这
层眼前的表皮，再把‘社会’现象剥开，剥到最后，便露出了现象覆盖下的
‘内核’，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照我看，就是从
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