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方面来探析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视野
[摘要]本文探析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二是“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三是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四是“一国两制”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
[关键词]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 国际关系
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所谓战略思维,就是全局性思维,即着眼全局观察和处理问题。平常我们讲的“高瞻远瞩”就是这个意思。高瞻,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观察和处理问题;远瞩,就是立足现在又放眼未来。邓小平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他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邓小平总是告诫我们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局部问题。全局有国家全局和世界全局。从世界全局来看,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且这种整体性越来越显著。中国是世界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的全局。邓小平不仅重视研究中国的全局,更重要的是他还重视研究世界全局。他规划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和决策方法,就是立足于中国又面向世界,着眼于解决中国问题又时刻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把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战略全局中去考虑。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视野体现在很多方面,本文仅从邓小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方面来加以探析。
邓小平立足于当代世界的实际,提出了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新途径。这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
作为一位世界性的伟人,邓小平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他晚年所进行的历史性思维中,如何使世界真正迈向和平与发展之路,成为其思索的焦点之一。为此,他深刻总结了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各种矛盾的消长,各种战略力量的对比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崭新构想。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
邓小平始终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解释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历来把主权平等看作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由此产生了中国对外政策完全独立自主、真正不结盟的特色。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广阔的世界视野,也备受国际友人的称赞。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在莫斯科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称:俄罗斯人民非常崇敬邓小平,是他对历经坎坷的中苏关系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实践证明,中俄两个伟大国家只有友好协作才能共同发展,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和民主化,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相信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将继续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前进。
二、“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
邓小平积数十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这个思想成为推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总之,他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宽广的世界视野产生杰出的政治主张,邓小平倡导的有关精神正在变成国际关系中普遍接受的原则。
三、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谈及国家关系时,始终把相互尊重、搁置争议、面向未来联系在一起。他在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他把面向未来原则称作“卓识远见”。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9年12月,他又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四、“一国两制”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
1.“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而扩展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把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置于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各方的实际利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解决国际问题的视野。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做法”(撒切尔夫人语)是一个崭新的构想,无论在世界国家史上还是我国港、澳、台政策上都是一个新的创造。“一国两制”不仅是实现我国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同时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范例。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都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把“一国两制”延伸到解决国际问题,争端的双方就可在“谁也吞不掉谁”的条件下,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相互交往中共同发展。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
在运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历史形成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对峙和冲突的同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国际另一类争端即国家之间边界纠纷、领土领海争端。他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一些争端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他主张,解决这类争端,“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他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些岛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开发价值巨大,人们完全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开发资源,不动武,也可以不谈判,把主权搁置起来,“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国两制”构想之延伸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是邓小平对世界和平全新的诠释。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在国际上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强烈的积极反响。邓小平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如今已经派生出一系列新的内容,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正在经受检验的国家利益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反霸权主义原则、不结盟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多样性原则以及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等等。由邓小平理论中这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新内容,我们足可以领略到邓小平理论所具有的宽广而深邃的世界视野。
鉴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克罗地亚总理称颂他“开辟了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的新途径”,说他“作为果敢决策和远见卓识的伟人将永载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史册”。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说,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制定“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开创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不仅成功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巩固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丰富世界外交理论和实践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屠春友.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第1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 8-351.
[3]俞邃.邓小平理论的国际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4,(8):5.
本文是2008年度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L08DKS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