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一九六二年（二）
其实只是一笑
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只觉得他笑的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有的人读了伤心/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这首诗叫《一笑》,胡适写的,收在他三十岁(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里。相对于过去的文言文而言,《一笑》是刚刚创造的白话诗;相对于过去的旧体诗集而言,《尝试集》是第一部中国新诗的结集。换句话说,现在的大地上到处有人的踪迹,当初在伊甸园只有亚当自己。
我现在回想,读到这首诗是1982年,那时中国兴起了一种朦胧诗,一部分青年人读得懂,其他人全都读不懂。真正的问题出自哪里?出自前面几十年,中国的文学里都是大话、假话、空话,唱的是无中生有的颂歌,完全消失了人性的感知、人品的语言、人格的写作。如果胡适的《一笑》发表在那个年代,文字再浅显,也会被人攻击——里面只有少年对一位陌生人(应该是位陌生女子,先前的中国文字里,“他”可以指女子)的轻淡笑容的反应,没有歌颂党和祖国、歌颂革命和事业的字眼,怎么让人看得懂呢?
那一年,我还是大学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新诗开创期》,从胡适、鲁迅等人的作品入手,描述在五四运动时代出现的新诗,怎样以象征主义风格开始,显露出清晰的现代主义倾向。那篇论文在北京的期刊杂志转悠了一年多,推荐它的马良春又把它寄回我的学校,说各杂志的编辑们都觉得好,但在中国发表还是太早了。马良春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在大连见过一面,我很感谢他忘年的情谊。
那时我最大的感慨,不是我的几篇论文无处发表,是感慨胡适已经去世,我无法读他的研究生,也无法继续他所做的事情,并且,也无法继续我想做的更多的事情。我很郁闷。
胡适早已在1962年2月14日去世。
算起来,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如果胡适不是到了七十二岁的年纪,应该和他钟爱的女性在一起。胡适在他的的生命里,对长辈包办的旧式婚姻始终承担义务,又对别的女性充满了衷心的爱慕。他洋溢着特别睿智的绅士风度,肯定会成为女士们终身追求和崇拜的偶像。这样一来,就有聪慧美丽的女性对他不离不弃,爱他爱得大度,爱他爱得彻骨,为他空候一生。遗憾的是,那时他是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那一天要为新院士举行欢迎酒会,他没有留在情人身边,更加遗憾的是,那一天酒会结束时,他的心脏病猝然发难,把他的一生都给结束了。
由于他死得突然,他的墓志铭是一位学者撰写的: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不想赞同用墓志铭来评价胡适的方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可能有几十个胡适。
我也不想完全赞同墓志铭上对胡适的评价。其中用中华民国纪元前和纪元后的方式,因为不与世界通用,实际上局限了胡适的意义。此外,说他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也不会符合未来的事实。胡适自己的想法呢,当然不会是这样。他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出发,从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出发,注意到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变化。“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他说。他甚至还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思想,包括他胡适的思想,也包括董学仁的思想,如果现在还是天经地义,未来也会变成废话。
但在我看来,胡适的有些名言,已经接近了事物的真相,给世人留下长久的惊醒,随意挑一句,就可以用做他的墓志铭。
比如: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比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比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比如: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比如: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比如: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我在回忆1960年时,写了一篇关于雷震的文字《要自由主义,不要自由》,其中用很大力气,描述了胡适一生坚持的自由主义。尽管它非常重要,这里也不再重复。现在我回忆的琴弦上弹拨着1962年的往事,之所以再一次想到胡适,是因为这几天我看到很多文章,都在纪念中国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胡适也指出过,就是愿意在数目字上做文章,比如今年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又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还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实际上那种故作热情的纪念,只是表明了平时的日子,他们已经把那些事物遗忘。
五四运动源自一场新文化运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是掌握不了运动的发展方向,为此他难免耿耿于怀。比如,五四运动造成北京大学在几年里人心浮动,无法回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开始认真思考学生运动与重大国事的关系。
他的目光从历史看过来,“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都是因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所以青年学生被迫投入干预政治的运动。但他觉得那只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救急方式,长期搞罢课和游行示威,对于教育救国,对于学生发展,都是极大的损失。他甚至觉得真正有效的学生运动应该在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中进行,而不是到社会演讲那些诸如“同胞快醒,国要亡了”、“杀卖国贼”、“爱国是人生的义务”的空话。
几十年之后,那场运动继续发展,并完全失去控制,把一个民族拉出了泥坑,再推入火坑。此时的胡适,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受到批判,成为全中国意识形态在很长年代里难得的一次同一。胡适还在遗憾那场受到“历史性的政治干扰”由文化运动转变成的政治运动:
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领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指科学和民主),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才是胡适。清醒又无奈的学者。
因此,他的墓志铭,可以用蒋介石为他去世题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或者因为他的墓碑很大,能容纳更多的文字,还可以题写他青年时代的诗歌《一笑》做墓志铭。那首诗中,含意朦胧、给人遐想、转瞬即逝又不断再生的“其实只是一笑”,很像他本人留给这世界的影像,很像他本人留给这世界的影响。
与水融为一体
泡在一池温暖清澈的矿泉水里,我感觉到我像水一样接近于透明,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做。忽然对面墙上的电视哇哇哇地响了起来,打断了在这个春天的午后的我与水融为一体的愿望。
我不愿看电视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电视台工作了很多年,知道电视是怎样做出来的,就像餐厅里的厨师,知道饭菜是怎样做出来的,还知道那些恶劣的饭菜,是怎样做出来的。现在,我面前的电视,正在播放一部恶劣的电视节目,一个孩子在医院里截掉一条腿,同时截掉了他成为舞蹈家的梦想,但更加残酷的是,人们还在鼓励他用剩下的一条腿跳舞,并且对他说:人类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