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期刊发展的历史回顾
编者按：
由黄文山担任主编、卫惠林担任副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正式出版了第一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13篇论文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现在创刊的《民族学刊》刊名题字，采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的刊名题字的集字，就是希望能够秉承历史上优良的学术传统，“缔造上佳的学术品味、聚集有活力的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学术品牌”，为促进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各民族科学文化、增强民族团结、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步伐、实现科学发展服务。
［摘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于学术刊物的创办一向非常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人类学家创办中国民族学会之时，就一直力求创办民族学期刊作为中国民族学会的会刊。几经波折，幸有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学研究集刊》作为补充，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专业学术刊物。50年代之后，两岸学术界仍在学术出版方面进行了不少努力，台湾学术界创办了《中国民族学报》作为在台湾复建的“中国民族学会”的刊物。其后大陆则历经运动，学科重建后也未能接续先前的传统。本文在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刊》创刊之际，以民国时期民族学期刊的创始经过为先导，考辑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学术刊物出版历程，以求激励学术界从新的高度关注学术出版。
［关键词］民族学期刊；学术刊物；民族学刊；民族学报；学术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C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1—0001—04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近闻西南民族大学学界同仁将创办民族学专业学术理论期刊《民族学刊》，通过“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研究现实问题”，实现“荟萃学术思想，追踪学术前沿，展示民族学研究成果”的目的。对民族学人类学界来说，这是一件值得众生欢欣的事。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事务，学者们一向对此颇为重视，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来说也是如此。《民族学刊》的创刊，使我想起中国民族学会对于民族学期刊的长期期许和眷恋，欣然命笔，以民国时期民族学期刊的创始为例，考辑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学术刊物出版历程，以求激励学术界从新的高度关注学术出版。勾连史乘，与各位分享，并以此文聊表祝贺之意。
1934年夏，由凌纯声、邱长康、徐益棠、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为是年底正式建立的中国民族学会做筹备工作。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在拟定的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编辑刊物与丛书”与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成为学会的5项任务之一。
1936年12月21日，继一年前（1935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新街口国际饭店召开第一届年会之后，中国民族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南京德奥瑞同学会举行。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人类学问题和筹办《民族学报》事宜。在会上，欧阳翥、吴定良、陈定闳宣读各自的论文，其中有不少创建性的观点。其他会员宣读论文者亦“颇为踊跃，很足收‘以文会友’之效”。会议期间，推举徐益棠为编辑，增补了若干编委会成员，计划于第二年年中出版《民族学报》第一期。但因限于出版编辑经费和人力等原因，未能如愿出版刊行。［１］
不过，在此前后，另外一份杂志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陷，这就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民族学研究集刊》。该刊共出版6辑，“数量虽不多，却也有效地弥补了《民族学报》始终未见发行的缺憾。”［２］（Ｐ．２８８）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3年由国父孙中山之子孙科为首在上海创设。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该馆经费相对充裕，其中的民族学组由黄文山、卫惠林主持，于1936年开始主编出版《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国民族学会全体会员担任特约撰稿人，许多会员在此集刊上发表文章，部分弥补了中国民族学会未能出版学会刊物的缺憾。该刊登载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许多最重要的文章，它成为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史中的一份专业化的核心学术期刊。黄文山（1895─1982年）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留学，192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民族学研究集刊》主编。卫惠林（1904—1992年）曾经先后在日本和法国攻读人类学。1930年回国，先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助理研究员，以后又担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学专任研究员，担任《民族学研究集刊》副主编。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于1936年5月出版。在该辑上发表了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卫惠林“民族学的对象领域及其关联的问题”、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商承祖“民族生活的进化因素”、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等重点论文。不仅这些论文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最高水准，而且更因为有了一份专业刊物，大大提升了学科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抗战期间，《民族学研究集刊》编辑部随中山文化教育馆迁至重庆，先后出版三册，分别是1940年5月出刊的第二辑、1943年9月的第三辑和1944年10月的第四辑。其中，第二辑发表了刘咸“海南岛黎人口琴之研究”等论文；第三辑刊载有何联奎“蔡元培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上）、戴裔煊“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卫惠林“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等文；第四辑刊载了吴定良“边区人类学调查法”、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等文。
虽然民族学调查研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各方协调不便，中国民族学会的工作难以正常进行。1941至1943年间，何联奎、徐益棠、凌纯声、卫惠林、胡鉴民、黄文山等几次试图组织中国民族学会年会，均因经费困难、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落实。会员通过当时在西南出版的《西南边疆》、《民族学研究集刊》、《人类学刊》、《民俗》、《边政公论》等刊物相互联系。1941年秋，将中国民族学会会址移至成都，在金陵大学临时校址设通讯处，由徐益棠担任书记。1942年，中国民族学会十余名会员在成都聚会，决定维持理监事会，由在成都的理事负责日常工作，并继续努力创办民族学会刊物《民族学报》，但因经费短少，物价奇涨，终成画饼。194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10周年时，由徐益棠、马长寿等人在成都代表中国民族学会出版了一册《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作为《民族学报》未能发行的替代。在这一论文集中，收进了一些对中国民族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如论述民族分类的《中国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芮逸夫）、论述学科地位和发展的《现代的人类学》（林耀华）等。［３］
抗战胜利后，迁到西部的一些原在东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陆续复原，《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期于1946年5月出版，刊载有黄文山“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张少微“民族学体系发凡”、戴裔煊“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何联奎“蔡元培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下）等文。1948年8月，《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期出刊。这也是该刊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期。发表有芮逸夫“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