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中间媒介说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摘要：政党的中间媒介说强调政党在联结社会意识形态和官方政府机构间的中介作用，认为政党的本质是联结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组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侧重从伦理文化意义上概括市民社会，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本文对政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初步作了一些探析，希望能对当代的政党建设以启示。
关键词：中间媒介说 葛兰西市民社会 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匡璧民教授，男，1941年生，南昌航空大学海军学院院长 ；曾敏，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35-02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是阶级斗争的司令部。毛泽东说：“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 列宁说：“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阶级通常由政党来领导，政党是这个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最坚定的部分，它集中体现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
一、政党在联结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中间媒介作用
然而自近代以来，政治学中对政党本质的认识还存在其他看法。其中中间媒介说认为政党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是联结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组织，政党的中介作用和中间角色是政党的核心。“我们一般可以把‘政党’定义为社会中活跃的政治代理人(political agents)的表达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关注于政府权力的控制，并且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而与另一个团体或持不同观点的团体相竞争。就此而言，它是联结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与官方政府机构的庞大的中间媒介。这些中间媒介在较大的政治共同体中使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相联系。”［1］(P396)W．Philips Shively在其所著的《权力与选择：政治科学导论》中提出，“政党是官员或准官员的团体，他们把大量的公民联结进入一个组织，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组织的官员获得或维持权力。”“政党的本质在于它作为一个把大量的官员和公民联结在一起的机构，为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沟通提供了一种手段。”［2］(P20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也非常关注政党的中介角色，认为政党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党把政府形式上的结构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成分相联系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成分包括：个体公民和由他们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宗教组织及其他组织。然而，几乎所有政党似乎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即：一方面政党对社会做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进而，政党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之间的交界上。［3］(P520-521)
以上分析表明，政党中介说更多地强调了政党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在对政党的功能和作用上有新的见解。但是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对于现代政党的重要性则更加突出了。
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继拉布里奥拉之后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核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所谓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集团在思想、道德等方面所实现的“间接统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表现的是国家的“伦理内容”，是以被统治的阶级的“赞同”、“同意”等为条件的。葛兰西对国家职能作了“统治”和“领导”的区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是统治集团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法，或者说是思想、道德性质的“指导”、“领导”。其实质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即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道德观等思想理论主张，在社会精神领域中占支配地位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力量。
葛兰西之所以将领导权主要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这与他对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构成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葛兰西认为，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而在政治中，统一的中心则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家是指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它强制机构”，[4](P574)葛兰西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在此意义上，他明确地区分了上层建筑的两个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5](P7)在《狱中札记》中，他明确指出：“我们仍然停留在区分国家和政府的阶段，这一点恰好提出了经济社团的形式，也说明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混淆。值得一提的是，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5](P218)因此，葛兰西不满足传统的国家观，他认为现代国家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政府的机构，而且也应当被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私人机构，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前者是指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议会等执行暴力职能的社会强制性机构；后者是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各种私人或民间机构的总称。市民社会所担负的社会职能“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2](P7)葛兰西强调的并不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而是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此相反，政治社会是统治阶级用以控制民众的、实行专政的强制机构，诸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组织。政治社会担负的社会职能 “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2](P7)如果说政治社会的特征是暴力和强制，那么，市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同意和认可，“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具体影响，并且能够达到客观的结果。”[7](P192)通过这些特殊的方式，市民社会形成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道德价值体系等等，当政治社会通过暴力机器行使统治职能的时候，市民社会就通过一切私人的组织和机构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这些组织和机构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向被统治阶级灌输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使他们自愿地接受现存的统治。
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作为一切私人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机构，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要素，既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舞台，也是联结个人和国家关系的中介，在那里，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宣传、教化等非强力手段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性质的指导，同化人们的世界观，为政治社会的强力统治提供思想文化的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支柱。当然，市民社会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政治社会的稳固统治，政治统治为统治阶级进一步在市民社会加强思想统治提供强力保障。总的来说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构成了现代国家。但在二者的关系上，葛兰西赋予了市民社会比政治社会更加优先的地位。在他看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靠强力机器来维持，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靠他们广为宣传的、被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
三、现代政党与市民社会
在分析了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统治形式后，葛兰西发现，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依靠强力机器对人民进行统治，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也通过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世界观的传播对人心的向背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相应地改变了阶级统治的方式，他们不仅加强了对人民大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渠道向人们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人民大众在心理上认同现存的统治。因此，市民社会是统治阶级实施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所在，是政治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