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文德安／著 卢建英／译 方 辉／校
人类学研究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要生产多于自身需要的产品{1}。这个看似简单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世界上诸多地区的发现都已说明剩余产品和工艺品的生产能够使人们去创造并维持各种社会关系。而且，那些耗费大量劳动的工艺产品可为它的使用者或者拥有者带来特殊的声誉。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用区域间评判产品价值标准的不同来解释。
在有关历史上剩余食物和大量工艺品的生产管理的演变与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往往只注意到了其中之一，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他们着重于解释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一般认为，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近年来，虽然更多研究已涉及到剩余食物是如何在人们的宴享行为中被消费的这一问题，但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到剩余食物处理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意在说明，上述两种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都很重要。中国的北方地区在史前时代晚期以及历史时期早段，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作为奢侈品的具有高劳动含量的盛食器数量众多。通过揭示人们如何试图控制和占有剩余食物、特殊食物以及高级盛食器，了解这些工艺品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化，会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分层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探讨了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欲如何导致社会多方面发生变化的问题。这种占有欲激发了社会上少数人对各种产品资源的竞争，并导致他们使用新的方式来标榜和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社会需求的变化促使手工业者改进生产技术和产品式样；反过来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生产产品的劳动组织的变化。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早期文明中，这些变化因素之间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然而，工艺生产的变化与国家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预见的或者是同步发展的直接关系。各种不同的社会变革，诸如社会分层化、政治集中化以及劳动分工化等等，它们的发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是同步进行的，而是具有时间的先后性。
本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分层社会，时间跨度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段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仰韶时代晚期（c. 4100-2600 B.C.）、龙山文化时期（c. 2600-1900 B.C.）以及拥有青铜铸造工艺的早期国家阶段即二里头文化（c. 1900-1500 B.C.）和商王朝时期（c. 1600-1046 B.C.）。从安阳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中有关贵族阶层活动的遗迹中发现了有关青铜食器和其他奢侈品的规模生产的确凿证据{2}，而这些青铜器已成为当时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奢侈品。
解释产品的生产与使用的演变过程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社会需求的本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包括人们是如何利用不同种类的物品来协调社会关系的。本研究分析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陶器和青铜器，尤其是在礼仪性活动中用于馈赠或者使用的贵重器物，在人们炫耀或平衡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意义。这些容器，不论对于独立的家族还是对于控制着土地等经济资源的血缘集团，它们都是身份、财富和荣誉的象征。所发现的具有高劳动含量的器物大多出土于墓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位于居住区。丧葬活动中人们把大量装有酒和其他物品的容器作为祭品放置于墓葬当中，而这些容器大多是贵重器物。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墓葬里放置的是各种制作精美的蛋壳陶和薄胎陶器；发展到早期青铜时代，用复杂工艺铸造而成的青铜器则成为首选祭品。这种用大量作工精细的容器作随葬品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
笔者还认为，在古代中国，人们要求协调包括生死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动机导致了食器的生产与使用情况的改变。解释这种行为不仅要考虑在日常生活或礼仪活动中陶器或青铜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还要考虑容器中所盛食物的意义。鉴于青铜器在商代政治经济活动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一般认为，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但本研究认为，对这些高级食器的生产与使用的控制并不是政治集中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社会分层化的基本原因应是对剩余食物、种植和准备这些食物的劳动力以及对贵重食物和食物容器的占有权。
奢侈品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已经开展有关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工艺生产体系演变过程的研究，但在中国尚属空白{3}。一般认为，随着酋邦社会向国家社会的演进，手工业生产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由兼职专业化转变为专职专业化生产{4}。工艺专门化指的是消费品的生产超出了个体家庭的范畴{5}。这可以理解为人们有规律地提供某种日用品或者某种服务并与其他人进行交换的一种过程{6}。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不仅仅与社会复杂化有关，因为它并非分层社会的专利，在社会发生分化之前这种现象已经出现{7}。
以往许多研究都集中于奢侈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变化，因为这些物品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分层社会中它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8}。跨文化的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显示，一些珍贵原料被精心制作成容器、个人装饰品、衣服、武器或者特殊的食品和饮品等。从所需原材料或者生产过程来看，以上物品的制作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国外进口（原材料或制成品）和耗费大量劳动制作而成的物品尤其贵重{9}。其中一些奢华的物品{10}作工过于精细，以至于因为极易破碎或者体型过大而不可能作为普通用品来使用。
现有研究成果大多着重解释贵族们如何控制那些具有高价值而又相对稀有的奢侈品的问题{11}。贵族们渴望获得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军事上的控制权{12}。对他们来讲，经济控制能力是获得并加强其政治权力的必要前提。
通过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贵族们可以积聚剩余资源和财富，并在利用其维系原有力量的同时，积极吸纳更多的追随者。他们可以利用奢侈品公开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还可以将其作为礼物赏赐给同一利益集团中的拥护者， 以换取他们的支持{13}。为此，贵族们总是在寻求外邦奢侈品或原材料的稳定供给。因为这些“进口”物品（通过物质的、形式的以及图像的方式）代表了获得贵重物资以及与外邦贵族们（包括拥有新的意识形态的贵族）所信仰的神灵保持广泛联系的能力{14}。因此，精英贵族阶层总是利用不同的策略来积聚财富和炫耀权力，其结果是导致合作式联盟或者分权政治的出现，亦或者形成集团的或者个人的专制统治{15}。
无论个人或是集团，控制奢侈品的生产是其提高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格德曼（Goldman）提出了地位之争导致工艺专业化的观点之后{16}，许多学者认为，伴随着社会复杂化的不断发展，奢侈品生产的劳动组织也会发生改变。贵族通过对专业工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可以有效地控制奢侈品的生产{17}。通过控制技术熟练的工匠，可以确保其对奢侈品的支配权{18}。因此，贵族们在其控制的范围，诸如家庭、宫殿、神庙之内或者附近建立生产作坊以实现对奢侈品生产的较彻底地控制{19}。生产技术的复杂化，也使得对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20}。因为富含较高劳动强度的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同分层社会有关，所以，这一现象也暗示了这种附属的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是同权力集中化联系在一起的{21}。这种附属性的专业化生产与独立的专业化生产（即工匠们拥有自己的经济决策权的专业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