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从水陆师学堂到陆军军官学校
在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创办之前37年，黄埔岛上已经出现了军校，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中和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历史上，黄埔岛是不能不提的地方。
一、广东水陆师学堂：开广东近代军事教育之先河
关于广东水陆师学堂的情况，在《简明广东史》和《黄埔秘档》有记载，《黄埔秘档》公布了两件相关的档案：一件为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征关于在黄埔创设水陆师学堂的奏折；另一件为光绪十九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关于广东水陆师学堂添设洋教习及购买机器的奏折。但是水陆师学堂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军事教育的更新、与军事近代化的联系等课题，并没有引起各界研究者的注意。
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埔岛上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两所军事学堂之一（另一所是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创办于1885年）。水陆师学堂的校址，是1845年苏格兰人约翰·柯拜修建的黄埔船坞，1876被两广总督刘坤一以白银8万元购买，在此办了间广东“西学馆”，以后相继改为“实学馆”（ 1882年）和“博学馆”（1884年）。除了黄埔船坞之外，张之洞又在岛上征地47亩，用去4592两白银，大兴土木，建造校舍。
1893年，两广总督谭钟麟将水陆师学堂的水师、陆师分开办理，一分为二：水师诵堂独立为黄埔水师学堂，后来（1904年）与广东鱼雷局附设鱼雷学堂合并，改其名为水师鱼雷学堂，此后又演变为广东水师工业学堂（1907年）、黄埔海军学校（1910年）等；陆师诵堂改为“陆军速成学堂”， 1903年，以原广东水陆师学堂旧址为校址筹建广东武备学堂，1906年，广东武备学堂改组换名为“广东陆军学堂”，1905年创办的黄埔“陆军小学堂”，仍以武备学堂为校址，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广东陆军小学校。
上述几所学校都有如下特点：（一）都是军校，是晚清至民初出现的新式军事教育机构；（二）都创设于黄埔岛上，或可统称为“黄埔军校”。从近代军事变迁的眼光看，这几所军校的历史不应当忽略。鸦片战争以后，军事改革的呼声高涨，上上下下，都要求振军经武，更新军制，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振兴军事教育为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部分，广东水陆师学堂及其后一系列水、陆军事学堂的创办，便是这种自强意识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利用黄埔岛有利的地理条件，率先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这不仅是广东官办学堂之始，①更是领各地振军经武、振兴军事教育风气之先，开创了广东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
新式军事学堂的“新”，体现在：一是引进外国军事教育方法，聘请洋人、留学生当教师，派人到国外学习，注重学外语，学科技，练洋操。著名的留美幼童詹天佑，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不久即调广州，先任教习于“广东博学馆”，接着在广东水陆师学堂任教，在此期间他测绘出《中国沿海形势图》。二是追求军事的先进性和专业化，将外国先进军事技术（洋枪洋炮）及军队管理的先进经验作为重点教学内容。水师、陆师学生各70人，学制三年。陆师学德文，德国教习邓切柯何夫教军事学，防御工事。水师学英语，有外国教习二人。这些学堂培养出不少军事人材，如水陆师学堂的毕业生谭学衡（新会人），宣统年间曾任海军副大臣，袁世凯时出任海军大臣。水师学堂学生邓钧（虎门人），与朱执信一同遇难于虎门。著名的军事将领邓演达、叶挺、陈策、李章达、李朗如、张发奎、陈铭枢、蒋光鼐、薛岳、李汉魂等，也出身于黄埔岛上的军事学堂。
二、孙中山：从“运动”军队到“以党建军”
晚清自强运动并未使清王朝免于衰败，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王朝体制终为民国体制所取代。然而晚清以来，到处练兵，大办军校，豢养了庞大的军队，在缺乏统驭、调动和节制的情况下，被野心家操控，走上了拥兵割据的道路。地方军事集团如直系、皖系、奉系，川军、鲁军、豫军、滇军、桂军等等，大量涌现，战火蔓延，社会动乱。
孙中山创立的民国，急需解决这种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关键在于掌握军队。从辛亥革命到1924年的春夏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看作是孙中山对军队问题，即如何统摄军心和振作军队进行思考和摸索的时期，也可算作黄埔军校酝酿和准备的一个漫长时期。孙中山的建军思路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一）很早就有以“精神”和“主义”来感召和教育军人的设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提出要争取清军将士参加反清斗争，主张“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已意识到要以革命思想来凝聚军心、建设军队。其后粤军回粤、设政广东（1921—1922）时期，孙中山很重视对将士作“精神训话”，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于1921年12月在桂林所作的讲演《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①之所以要用“精神” 和“主义”去感召军队，是因为此时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影响少数军队（粤军）。辛亥之前，孙中山周旋于新军、会党之间，辛亥后热衷于“运动”军队，四处招兵买马，他寄希望于“主义”的灌输，将各种异己势力收归于自己旗下，为己所用。然而，这种“训话”收效甚微，听讲者素质不高，等于对牛弹琴，大道理不易被他们领悟和接受。 “精神”、“主义”的感召力有限，动摇不了上层军官对士兵的控制力。“主义”进不了军营，只有上层军官，才能统驭他的军队。以“主义”集合军队，只能是孙中山、国民党的一种奢谈。
（二）在思考、摸索军队问题的过程中，受到了苏俄经验的启发。苏俄十月革命，最初靠的是工人临时组合的赤卫队，并非正式军队。正式军队是白俄的军队，他们在历史大潮流中倒向了苏维埃，之后为了监督那些并不令人放心的军队及其指挥官，苏维埃向军队派出党代表。这一做法，后来演变、定型为由党（布尔什维克）来掌管、领导军队的制度，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前所未有的治军、统军模式，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致信苏俄外交部，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这一年12月的“孙、马会谈”（马林，共产国际代表），使孙中山增进了对苏俄治军、统军制度的了解，让他头脑中早已萌发的“以主义集合”军队的想法，获得了拓展的空间。《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的讲演，恰恰就是这时讲的，这应当是孙中山受了苏俄的军队教育、管理体制的启发之后，对更新治军、统军理念的展现。在苏俄经验的启发之下，孙中山充实、完善了他的“主义治军”（以革命思想感召、教育军人）思路，进而产生了要学习、借鉴苏俄“以党领军”模式的构想。只是这种构想初时想得未免过于简单，他让官兵全体加入国民党（曾批准陈炯明部粤军全体加入国民党），以为如此就会如同红军服从俄共一样，一致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从而达到“以党领军”，让国民党掌控军队的目的。他关注的重点，是有多少官兵入了党，而不是首先要改组、整顿好他所领导的党。其结果却是，1922年6月16日，就是这支由清一色的国民党员组成的粤军，炮击观音山，围攻总统府。这说明了孙中山既有学习、借鉴俄共领导红军经验的愿望，但却不得要领，结果事与愿违，在实践中又翻了个大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