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八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从1947年春开始,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
  为了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可以箝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研究所作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赓)、谢(富治)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四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冀军区提前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碛口过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和陈瑾昆等住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老总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四人为委员,叶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由叶、杨、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五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诤和妇委的帅光(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在三交镇,“后委”机关虽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发动大家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昼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我们由于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入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1975年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5月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台,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通站,在山西崞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报,对外发表战报。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专题写出专题材料,报送中央。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O”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四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例如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展游击斗争;6月,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六条建议。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1949年,二野南下时,川干班学员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入川,参加接管工作。
  五,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入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四个连,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小河会议前后
  
  此后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因为胡宗南的主力西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十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后委”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于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在四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马走了5天,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老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入进攻,准备向豫皖苏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会议据此商定由贺老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老总带领的,彭老总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5年到10年,甚至15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途,党中央五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好一点的是、小米焖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焖了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焖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弼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搬家”。
  (责任编辑程度)
  (《杨尚昆回忆录》,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的第十二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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