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次转折点
【摘 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然而，遵义会议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共产国际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此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本文将首先从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开始，全面讲述遵义会议是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关键词】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关系；转折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06-02
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重要会议，是由于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开端，是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干涉下，完全独立自主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教训，依靠自身力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由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一条通往胜利的康庄大道。在这次会议上，黨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党所犯的错误，第一次找到一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道路，第一次解决党中央的领导机构问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
一、 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走上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由于路线正确，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惧。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对工农红军和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全力“围剿”。从1932年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又遭到失败。而蒋介石为了扑灭革命烈火，从1933年春开始，又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正值此紧迫时刻，1933年年初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府却并没有认清局势，仍极力推行“左”倾路线，为巩固自身势力而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其他同志的正确路线。之后又连续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等斗争，打击执行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批评他们认为错误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样，“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32年秋，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瓦格纳，德国人，1932年春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到达上海。1932年至1934年间，曼弗雷德·施特恩任军事代表，兼任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负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为中共制定军事战略计划。1933年年初，施特恩到达上海，开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任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而李德到中国后，作为施特恩的助手，协助施特恩收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并作为中间联系人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接洽。1933年秋，李德被施特恩派到中央苏区工作。作为代表，他能够直接参与并影响中国红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而在上海的施特恩远离中央苏区和作战前线，既不能直接与苏区领导人交换作战意见，也不能到前线直接了解作战情况，只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制定战略计划，而共产国际更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因此施特恩制定的战略计划必定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李德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又是受到施特恩的指示，那么犯错误也是必然的。关于李德前往瑞金工作的情况，施特恩在1933年10月1日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中国1933年八九月间军事形势的报告中也有所提及。他说“在局势快发生变化之时，瓦格纳（李德）于9月26日到达了首府（瑞金）。”[1]（P.86）这说明，施特恩派李德去苏区一事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
李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中共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但由于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加上他本人又十分主观武断，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李德到达苏区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张闻天让他“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并可“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从而使他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2]（P.46）李德在军事上推行了一整套错误政策。在建军问题上，他并没有认真分析红军队伍的相关状况，把红军的任务看的太过简单，认为只是单纯地打仗，对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根本没有意识等等。在作战原则上，他违背了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形势下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要求打阵地战和所谓的“正规战”、要求固定的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李德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等一系列错误的“左”倾教条主义。由于李德错误的军事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而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其基本战略思想是单纯防御观点，并不懂得在夺得战争主动权后，收复丢失土地并扩大苏区；2、其重要内容是“分兵主义”，即分散使用兵力；3、其核心是“短促突击”，这种战术是以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为出发点的，也是为单纯防御战略所服务的；4、其指挥方式是死板僵化脱离实际的。李德并不顾中国国情，只凭自己在军事学院学到的死知识，在房间里纸上谈兵。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二、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次转折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许多同志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产生不满和怀疑，并逐渐懂得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