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山山俯首迎忠骨；长江水、嘉陵水、黄河水、滹沱水，水水扬波拜英灵。”这句话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将帅专题展里，关于徐向前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作为徐向前革命生涯的重要“见证者”，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也凝聚了徐向前的一片深情。
大别山是徐向前初显军事才能的“训练场”和孕育他与战友、伉俪的革命情谊的见证地，也是众多忠诚革命者被错杀的殉难地
大别山位于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三省交界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诞生在这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建立、发展、壮大和演变伴随着徐向前的军事生涯，谱写了一页页悲壮而辉煌的篇章。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工作。就任后不久，他就率部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罗李”“鄂豫”“徐夏”3次“会剿”。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蒋介石又统一组织了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3次“围剿”。身为红四军参谋长的徐向前与军长旷继勋合作，接连挫败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从此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第三次反“围剿”打响后，徐向前成功运用“围点打援”“分割包抄”等战术，发起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和潢光战役，歼敌6万余人。至此，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以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随着带兵经验的不断积累，徐向前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建军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初步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
徐向前对大别山有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因为在大别山坚持革命斗争外，还源于他在这里初识了革命战友李先念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程训宣（第一任妻子朱香婵于1924年病逝）。
李先念，湖北黄安人，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于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河西走廊的共同战斗经历，意气相投的李先念和徐向前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晚年病重的徐向前把遗嘱交托给李先念。李先念也始终视徐向前为自己的老上级和老领导，他曾表示：“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
1929年，徐向前与聪明好学、大胆泼辣的黄安姑娘程训宣结为伉俪。不幸的是，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中，程训宣被张国焘下令杀害。徐向前与程训宣的战地姻缘萌发于大别山，也长眠于大别山。
张国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从在大别山相识算起，徐向前与他们认识并共事了6年之久。由于在军事指挥、领导方式和处事手法上存在不同看法，徐向前经常义愤难平，尤其对张国焘主导的“白雀园大肃反”心存芥蒂。白雀园镇位于大别山北麓，1931年，张国焘在这里主持了骇人听闻的“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和战友许继慎、周维炯、戴克敏等，皆死于这次“肃反”。“‘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心痛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回顾这段历史时，徐向前强调要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仍然心系老区人民。当得知红安七里坪的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时，他感觉愧对老区人民。1982年，徐向前看了陈兰和邓六金关于江西、大别山等老革命根据地的调研报告后，了解到革命老区有些地方很贫困、老红军生活无着落的情况后，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不久，国务院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的脱贫工作。1986年，在北京还召开了开发大别山区的动员大会。
徐向前密切联系群众，在以大巴山为依托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大巴山屏隔川、陕两省，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重兵“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克服万难，成功入川，建立起以大巴山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动和依靠群众，将军队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中，是徐向前一贯坚持的思想。红军入川前，由于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有畏惧和回避心理。瓦石铺起火后，包括徐向前在内的红军指战员纷纷帮忙救火，并把从大火中抢救出的财物交还给老百姓，赢得群众好感。此后，红军还帮助群众戒大烟、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逐渐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经过土地分配，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支援红军。
1933年2月，川陕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洗衣队、运输队等也纷纷建立。广大群众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在扩充红军、运送物资、搜集情报等方面为川陕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徐向前曾动情地说：“川陕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军克服兵力少、弹药短缺的不足，因地制宜，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的策略，粉碎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发起的“三路围攻”。经过大练兵，徐向前又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仪南、营渠、宣达3次战役，使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共计8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4.2万多平方公里，覆盖约500万人口。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发起“六路围攻”，面临处于优势地位及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法的敌人，徐向前率兵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按照积极防御、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四期收紧阵地、两次大规模反击、万源决战防御和总反攻，最终毙伤俘敌8万余人，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