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
摘 要: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
关键词:秦汉; 漕运; 漕仓;军事;仓城
中图分类号:K232;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9-0136-09
作者简介:张晓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助理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235)
中国古代漕运的发展和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漕运的历史价值是不容低估的。以往对作为制度开创阶段的秦汉漕运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对漕运军事功能的认识也远远不及对其经济功能认识的深刻。多年的秦汉漕运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是从经济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近年从荒政角度的研究有所推动,但从军事史角度对秦汉漕仓的研究仍主要限于对敖仓的研究,有一些优秀论文,总体仍比较薄弱。如马彪认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不能夺取和坚守敖仓,依赖漫长的补给线,是他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注:马彪:《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宋杰则讨论了敖仓在整个秦汉时期战略地位的变化,认为在秦代和西汉敖仓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从秦末农民战争到七国之乱等战争中发挥了巨大战略作用,东汉政治中心东迁,敖仓因此逐渐衰落(注:宋杰:《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王子今把敖仓看成秦汉国家仓储系统最高典范,论述了它在楚汉战争、黥布叛乱、七国之乱等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并对京师诸仓的建造、储存、作用作了考证,认为积谷多来自关东漕运,基本用于支应京师消费和西北军备,极少可能向东回流(注: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10章《秦汉仓制与主要粮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郭秀琦、宋建华认为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以昌邑为依托, 干扰楚军后方, 打击楚军粮草运输线, 有效地牵制了项羽, 对汉军重夺荥阳等军事重镇和敖仓起到了关键作用(注:郭秀琦、宋建华:《论彭越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阴山学刊》1999年第3期。)。现有的几种漕运史专著对秦汉漕仓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具体来讲,漕仓是漕运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托,漕仓的设计规划和制度运作体现着古代国家结合漕运进行的战略规划,非常值得研究。但对秦汉漕仓军事作用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敖仓一个仓储是不够的,故撰文予以系统考察。
一、漕仓的起源及其在漕运系统结构中的地位
漕仓,顾名思义,是主要依托漕运的方式建立的仓储。漕运系统由仓储、运河等组成,是一个运输和储备系统。如果把一个相对完整的漕运系统看成一个联结区域面的网络,则一条条漕运线则是构成网络的线条,而漕仓则正好处在各线联结的点上,从点到线,由线成网。因此,漕仓是漕运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漕仓不仅有经济功能,也可以为军事活动服务。有学者认为在唐朝以前没有出现专门的“军仓”名称,直至隋朝不过出现了“屯仓”称呼(注:张弓:《唐朝仓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页。)。可是古代国家管理者发展漕运是为了满足“军需”和“国用”,即军事经济需要和国家的财政需要,其内涵和区别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军用”和“社会需要”,当然两者不能等同。但在建构漕运系统的时候,统治者并没有也没必要把两个服务目的不同的部分区分开,漕仓少有专门明确只为军事服务的,大部分漕仓都是被综合利用,这样对古代国家更有利。
漕仓在先秦已经出现,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史记》记载商纣王在巨桥仓积粟,周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而盈巨桥之粟”条下注文认为是仓储漕粟,“《集解》服虔曰:‘巨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索隐》邹诞生云:‘巨,大;桥,器名也。纣厚赋税,故因器而大其名’”(注:《史记》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6页。)。史念海在《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一文中根据这一说法,作出该仓“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的推测(注: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则漕运活动或漕运系统、漕仓可能于商末已经开始出现。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都注重仓储的建设。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沟运兵运粮,在邗沟边修筑邗城,为古扬州城的开始,当时即已可能借助水运建立军粮储备基地以助北上。在战国时期借助水运,建立仓储,积累粮食以备军国之用的行为已经比较普遍。魏惠王凿通鸿沟,组建本国的运河网,规划霸业,《战国策》记载魏国有“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鲍彪注文解释说:“漕,水运。庾,水漕仓。”(注:(西汉)刘向:《战国策》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2页。)我认为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依靠水运建立仓储系统的表现,因此漕运活动、漕运系统、漕仓在先秦都已经出现。
秦汉时期的仓储大部分都和漕运有联系,吕思勉就认为秦汉仓储兼有转漕和籴粜的功能(注: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519页。)。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秦汉时期江汉流域内漕仓和漕运线就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注:参见拙作《秦汉江汉漕运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从交通网建构的角度看,漕运系统中漕仓属于交通站点和储备点的设置,而漕运线则被作为交通线的设置,共同构成漕运网的骨架结构。从资源储备和物流的角度看,漕运系统中漕仓是物资储备中心,而漕运线是连接粮食资源产地和漕仓以及漕粮调配目的地的运输线和供应线。秦汉利用漕仓进行战略储备,既为调拨漕粮做出了准备,也为稳定地方统治预作了伏笔。秦汉时四川盆地里的漕仓和北方漕运线上的京师仓、敖仓一样是军事化的仓城,可以为区域军事活动服务,也可在彼此之间由漕运线联结成网络。仅仅单独观察秦汉江汉漕运,就可发现它承担着为财政经济活动、军事政治活动、社会救济活动提供多种支持的作用。
经过检索与考证,已知秦汉漕仓包括咸阳仓、栎阳仓、(长安)太仓、甘泉仓、敖仓、北河仓、京师仓、灞上仓、细柳仓、成都仓、琅邪仓、黄仓、腄仓、羊肠仓、海陵仓、广陵仓、五仓、郫仓、临邛仓、江州仓、平曲仓、牛渚仓,共二十二仓。判定这些仓储是漕仓的标准是这些仓储和漕运的密切关系,也参考了马非百对秦代仓储的统计(注:马非百:《秦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页。),如果按照其在仓廪制度中的地位分类来看,可以分成太仓、军仓、转运仓和郡国仓(郡县仓和诸侯王国仓)等地位不同的四组,但其具有主要依靠漕运建立积储,是全国和地方漕运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为漕运活动服务的共性。此外,秦汉时期郡县普遍设有仓储,很多与漕运或军事密切相关,但大多没有在文献中出现,或者难以找到史料证明其和漕运的直接联系,故对这类仓储不予讨论。
本文将秦汉漕仓的军事功能按照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二、秦汉漕仓设施与储备的军事作用
秦汉国家在建设漕运系统的时候对全国战略格局作过通盘的考虑,在局部的建设上,主要漕仓的建设也都可以体现这种规划。秦汉漕仓多为仓城,都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卫护,选点在水路要冲,如敖仓、京师仓、甘泉仓都设在山上或高地上,易守难攻。在重要的仓储筑城守卫的传统从文献来看可以上溯到先秦,甚至春秋战国和秦汉某些城市的兴起,最初也仅仅是在扩展疆土或是在加强地方控制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仓城,这种仓城以城墙围护的仓储为主要建筑,来辅助和容纳新的郡县军政设置,既是政治设施又是军事设施。秦汉时期已知的这种仓城都是大一统国家在其广大疆土内的军政据点,且都是依赖漕运建立和维持的。秦汉重要的漕仓都储备了大量粮食,可备军事用途,这具备了在战时做军事要塞使用的另一个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