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8—1960年，围绕戴高乐1958年9月的备忘录，美英法三国进行了多次大使级和外长级的三边会谈，甚至提议创立“伦敦秘密小组”并进行三国首脑会晤。戴高乐的过分要求和美国对霸权与核心利益的维护，使三边会谈成效不大。该三边会谈本身表明了美法关系存在着某种韧性，两国都试图用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在联盟内解决矛盾。三边会谈及其所反映的美法关系“斗而不破”的特点，说明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格局已逐渐不符合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国际力量分布，但两极格局下的冷战局面仍制约着法美矛盾发展的限度。
关键词：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美法关系；三边会谈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14-11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对抗局面的形成与发展，两极格局最终形成。但与此同时，一股多极化的力量也开始生长出来。①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的组建，日本的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发展壮大，第三世界的形成与发展，美苏实力的相对下降，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美苏对峙的两极局面。在西方集团，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的种种对美政策挑战，就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力量冲击两极格局的表现。对于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时期（1958—1969）的美法关系，西方学术界虽已取得不少高水平成果，②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探讨的美英法三边会谈即为一例。1958年9月，戴高乐同时向美英提出了著名的“九月备忘录”。此后，围绕这份备忘录，美英法三国进行了多次大使级和外长级的三边会谈。如果给1958年到1960年的美法关系找一个关键词的话，三边会谈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③实际上，美法围绕三边会谈进行的种种交涉，也恰恰可反映此段时间美法关系的基本特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美国档案为主，来探讨这些会谈的缘起和具体情况，并从美法关系和国际格局的角度略作评述。
在国际交往中，很早就存在多边会谈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会议，对二战中重大战略问题和战后世界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美英法三国也一直有三边对话，只不过传统上限定于德国、裁军等具体问题。在戴高乐第二次执政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曾多次提出扩大三边关系的范围。北约初创时期的外交努力，让法国得以在北约军事委员会的核心“常设小组”（Standing Group）中占据一席之地，该小组由美英法三国的高级军官组成。1950年4月，法国总理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提议在北约内设立由美英法三国拥有常设席位的“大西洋高级和平理事会”（Atlantic High Council of Peace）。①1951年，法国总理勒内·普莱文（René Pleven）两次向艾奇逊提出，建立三国磋商机构以协调世界范围的政策。②法国提议的本质在于扩大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地位，取得同美国（至少是同英国）同等的地位。但是这种要求毫无疑问与战后初年法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不相符合，法国自身的虚弱地位及对美外交的依赖，使这些建议很少能得到美国重视。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成为第四共和国的总理。重新执掌权力的戴高乐，为恢复法国的“伟大”和“独立”，在外交上推行几个相互关联的举措：对美独立外交，发展核武器，要求改革北约，建立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缓和同苏东国家关系，与中国建交，倡导越南的“中立化”。就是在这样的外交理念下，他向美英提出了建立美英法三边机制处理世界问题的建议。9月17日，戴高乐同时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并附上著名的备忘录（“九月备忘录”）。③他建议，从“世界政治和战略高度”建立一个美英法三国组织，由该组织负责制定与实施影响世界安全尤其是核武器有关的战略计划，负责诸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区的防务问题。戴高乐要求在有关政府之间“尽早进行磋商”，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约的工作并不得不保留它要求废除北约或修改北约的权力。戴高乐的建议与第四共和国的要求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更明确也更强硬。在其回忆录中，他说他其实是建议“联盟的领导权由三个国家而不是由两个国家来掌握”。④
对于戴高乐的备忘录，美英做了大致类似的反应。在艾森豪威尔和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 A. Herter）看来，戴高乐的这些要求，不过是想获得二战中他未能获得的东西：成为“三巨头”会议的成员之一；并认为该备忘录更多的是反映了戴高乐本人的过分要求。⑤美国既担心采纳戴高乐的建议，会影响自己在西方联盟的领导地位，引发其他盟国如西德、意大利等的不满，又担心完全拒绝会影响美法关系。英国则不愿意让法国影响英美特殊关系，但在英法围绕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时，又不想开罪法国。因此，美国曾试图让法国收回这封备忘录，或者在北约内讨论戴高乐的建议，都遭到法国的拒绝。⑥最终，美英虽勉强同意召开三边会谈，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定下的调子：这些会谈是“讨论”而不是“执行”戴高乐的计划。⑦
美国赞同召开三边会谈的另一原因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宣布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并终止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驻军的权力。11月底，苏联向美英法递交了相同内容的照会，建议三国6个月内撤出西柏林，西柏林将成为联合国监督下的一个非军事化自由城市。柏林危机让西方这三个在西柏林有特殊权力的国家展开了更密切的三边接触，也让美国觉得有必要在三边会谈问题上向法国作出一定妥协。
但美国还是力图延期正式三边会谈的召开，比如要求澄清“九月备忘录”中一些措辞的具体含义。①1958年12月4日、10日，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奉命解释了法国的原则立场：“（1）建立一个关乎世界问题的三国行动程序是否可能？（2）三国军方能否在处理世界军事冲突中有共同的战略行动？”法国想要知道英美对这些原则问题的反应，如果认为戴高乐的方案“太大”，不同意法国的原则，就没有讨论细节问题的必要。法国的设想并不像一些媒体描述的要建立“理事会”，而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经常的磋商”。阿尔方还重复了戴高乐在备忘录中的威胁，如果不能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不得不保留它要求废除北约或修改北约的权力”。②而美国恰恰是不同意戴高乐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