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鲊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
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报，说他们推行了一条“又臭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其中，经二处处长张启民、五处科长康岩中等人策划，在公安厅大院场地上摆放出了一份题名为《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长达48张大纸、6千多字。大字报摆出几天之内，就有100多人签名。大字报是1966年11月3日贴出，他们就以这一天命名成立了“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以下简称“113总队”）。
后来这个组织发展到有290多名成员参加，占公安厅工作人员的78%。
夺取省公安厅的权力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13总队”于1月16日下午，夺取了“贵州省公安厅”大权，召开大会，将公安厅领导宋子健、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扭送到礼堂讲坛上，宣布：“夺取公安厅党政财文大权”和“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军乱军、镇压群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用语）。“113总队”成为支撑李再含政权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对贵州人民行使镇压之权的“刀把子”；第二根支柱是，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一些人，是李再含的笔杆子；还有贵州“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枪杆子”。李再含经营的“独立王国”，就是利用和依靠这三支力量和贵州军区的“三支”、“两军”的官兵，对反对他的人实行镇压。
对内管、卡、压和镇压
“113总队”1967年1月16日夺权之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勒令：“凡未参加‘113总队’、凡公安厅工作人员自即日起，向‘113总队’和各处室战斗队报到，报到者安排工作，发给工资”；“拒绝报到者，不安排工作，不发给工资”。同时封闭各处室办公室门窗、封锁文件柜和办公桌。
与“113总队”持对立观点的公安厅另一部分工作人员，于同一天成立了“公安厅红旗兵”（以下简称“红旗兵”），共有40余人参加。“红旗兵”人员原来工作的办公室被封锁关闭，无法进入，只好卷缩到公安厅汽车库房去活动。“红旗兵”活动、只存在了9天，1月25日晚上，在“113总队”头目带领下，100多“113总队”队员将汽车库的“红旗兵”总部捣毁、砸烂，“红旗兵”不复存在了。一部分人员于当晚乘火车到北京去告状，他们满以为会得到顶头上司——公安部和党中央的支持与公正、公平的对待，后来他们空手而回。一些人一回来就遭到“113总队”成员的训斥、打压；没有向他们报到的人，工资被扣发，工作权利被剥夺，在“学习班”上，没完没了地检查。在1968年3月李再含掀起的“三反一粉碎”（反对右倾翻案，反对右倾投降，反对右倾保守，粉碎反革命复辟）运动中，原“红旗兵”人员18人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漏网右派、地主等，对他们施行刑事拘留和隔离审查。
1968年5月13日是贵阳市一部分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冲击、进驻公安厅一周年的日子，“113总队”将隔离的省公安厅的“牛鬼蛇神”二十多人，与冲击公安厅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红卫兵押出来示众，在公安厅大院举行了批斗大会。接着在院里绕场游斗，一些人用石头、木棒砸打这些被揪斗的人，将他们砸打得头破血流。同年5月25日，“113总队”，在行政科楼上，组织“清算‘红旗兵’保皇罪行大会”，将厅领导宋、韩、贾、辛和处长刘世杰、王贵芳、顾俊基作为“走资派、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被他们揪出来关押的原“红旗兵”人员10多人，进行了大会揪斗、批判，搞“喷气式”，揪斗了两个多小时。副厅长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三人昏倒在地。
“113总队”对这些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集中关押在四处楼下一间会议室里，规定要直起腰坐着，不准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不准在室内走动；上厕所、取水用要报告；白天不是布置写检查交代材料，就只准看毛泽东著作，别的读物不准看，稍有违犯，就受训斥。同年10月25日，又将他们每人胸前挂一块写有“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地主”、“坏分子”、“走资派”等罪名的牌子，写有每一个人的名字，先是上卡车押解到贵阳市大街上游街示众。接着，押解他们到省公、检、法机关设在贵阳市郊区沙子哨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继续关押审查、劳动批斗。让他们住在五六间低矮潮湿、臭气熏天的猪圈里。
12月9日下午4时，看守人员令他们提前收工回到猪圈住地，令其蹲在猪圈门外，看守人员进猪圈搜查，将他们的物品全部拿到室外，从下午4点多开始，一直搜查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看押的头目刘××在搜查辛培田的物品时，见辛的地上放有二包糖，一面训斥辛，说：“辛培田，怎么你有两包糖？”一面用脚踢糖，将纸包着的沙糖踢散在地上，辛解释说：“我前天到农场小卖部多买了一包（半斤装）。”刘说：“当时我只准你买一包，你怎么买了两包？”辛说：“我的肝痛多买了一包，下次不敢了。”刘又用脚踢了另一包，结果两包红沙糖全踢散在地上。这一次搜查，他们在寒冷的室外冻了4个多小时，连晚饭都没有吃。辛培田一只手捂住肝痛处，一只手收拾物品和撒在地上的糖，难友们见状，无不为之掉泪。辛培田因肝病未给予治疗，1971年死亡，终年46岁。
成立“动态组”，侦控群众
1967年1月25日，贵阳地区的造反派，在贵州省军区的支持下，夺取了贵州省党政财文大权，经毛泽东批准，任命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他为首组建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厅“113总队”头目、科长康岩中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同年4月11日，贵阳市出现了一个反对李再含的群众组织——“四一一”。这一组织是以贵阳市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与支持李再含政权的“支红派”造反组织势不两立。这一组织搅得李再含政权不得安宁。公安厅“113总队”设立了间谍组织“动态组”，有成员20多名，搜集、侦控“四一一”和其他对立面群众组织与个人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和贵阳地区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红派”，他们用来对付对立面群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