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我是一个红色知识分子。”这是笔者到了西安，司继才对笔者说的第一句话。他是目前尚在人世的对夹边沟情况最了解的人之一。因为他当年的一个下属薛占云在夹边沟农场当管教，照顾他，所以他幸存了下来。司继才以前在夹边沟搞宣传，做过很多具体琐碎的事情，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我是1928年7月14日生的，原籍山东省青州。1941年入陕西省三原第三中学学习。1943年初中毕业后，到了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第二高级师范学校毕业。1943年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7月13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进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1956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0师28团宣传股长、师宣传科科长。同年，我在兰州讲师团任团长，1957年任中国国家建筑工程部兰州西北第三工程局（简称三工局）党委宣传部部长。
我的前半生是很顺利的，不然那时人们怎么说我是红色知识分子，还争着抢着要我呢？1957年时，我被卷进了“以刘志强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里。大鸣大放时，从中央到地方鼓动人们放下包袱给党提意见，当时反复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当时是整风运动办公室主任。我们宣传科的杜克发言说，党委有官僚主义，不深入基层;党委里有宗派主义;党委会里不纯，有一个委员是汉奸。紧接着反右运动开始，杜克被揪了出来。我和刘志强自然就成了主谋和支持者了。这个刘志强，是山东人，50多岁，大个子，人长得气派，为人耿直。1936年参加革命，原胶东游击支队政委，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在他打成右派以前大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政委。刘志强在1957年时任三工局组织部部长，国家第13级干部。这是一个1936年的老党员、老红军，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游击纵队的纵队长，原哈尔滨建筑一公司的党委书记。
当时，我们“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为：刘志强（三工局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司继才（三工局宣传部长兼三工局办公室主任、整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张静（山西人，文化部部长，老红军）、徐福林（三工局团委副书记）、杜克（女，宣传干事）。这个“右派反党集团”里有刘志强、张静两个老红军，有司继才、徐福林、杜克三个老八路。
从夹边沟逃跑
我和刘志强、杜克是同时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我们单位当年划了1400多名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就有144人。在此期间逮捕我们、押我们去夹边沟农场的是机关党委干事亢伍，他带了我们的档案材料。搜查我们家的也是亢伍。我是1958年6月15日离开兰州的，16日到了夹边沟农场，17日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此时越想越冤，对刘志强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为什么要送我们到这里来？”刘志强说：“杜克的发言没有错。用大棒打我的秦烈英不是第一凶手，打我的凶手在上面，上面有政策。”
我和刘志强悄悄商量，不能就这么被冤枉，就认了，给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去。于是，我们商量怎么逃跑，怎么去告状。当时我俩分了工，刘志强准备路上吃的，我准备了告状材料。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我们从夹边沟跑到了酒泉火车站。因为我们来时，农场已经把我们的钱和粮票全部搜了去，所以，我们就扒了一列向东走的货车。上了货车，我们把穿着的农场棉衣藏到车厢的角落里，当时我们只抱着一个信念：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们是在兰州西站下车的。刘志强到杜克家和徐福林家共借了五六十元钱，因为钱不够，就先买到了郑州。到了郑州，逃难的人很多，我们在火车站上又被抓盲流的给抓了。我们想这可怎么办呀？此时我们发现厕所里面有棵树可以上爬到墙上。于是，我们假借上厕所，我先从树上爬到墙头，然后将刘志强拉了上去。出了墙外，伸手不见五指，黑忽忽的不知东南西北。我们就顺着火车叫的地方走，这样我们又到了郑州火车站。到了郑州火车站害怕又被抓了，胡乱上了一辆车就往东走，这一下我们上错了车，火车将我们拉到了兰考火车站，于是，我们下了车，扒了一列由南京到北京的火车，从北京崇文门车站下了车。
到了北京，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当时我们望着蓝蓝的天，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总算可以见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了，我们的冤枉也可以诉说了。可是我们想，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可不能胡跑乱走呀，于是，我们就打问北京市公安局所在的地方，准备先到公安局报个到再说。
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我们进了一个崔教导员的办公室。在那里不上5分钟，进来一个人把我们带了出去，锁到了一间房子里。在这间房子里我们等了8天，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谈话。第8天房门被打了开来，我们一看，夹边沟农场的赵来苟、王干事、孙干事都走了进来。我俩看到这个情景一下傻了眼，两个冰冷的铐子分别戴到了我们的手上，然后将我们拉了出去。这样我们又被押回了夹边沟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