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下半年，杨兆龙因为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言论，被复旦大学划为“右派分子”，取消教授职务及工资待遇，每月只发给生活费35元，并被勒令搬离原来居住条件较好的昆山路住宅，迁居到条件较差、不少邻居都是有“问题”的四川北路住宅。杨还被强迫参加劳动改造，抬石头，以致咯血住院、迁延近两年。1959年，因复旦大学法律系与华东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杨氏改由该院监管。
最让杨兆龙当时痛心的还不是自己蒙受的不公正遭遇，而是他的三个子女全都因他牵连，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成“右派分子”。
长子：为父辩护
被补划右派
杨任远1956年22岁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留校工作。他政治上比较积极，1955年“肃反”时还是肃反工作组成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没有什么问题，被视为可以依赖的积极分子，当过团干部。杨兆龙被划为“右派”后，有人议论：“杨兆龙是个大右派，他儿子怎么样？”这时他反而犟脾气上来了，就写了六条小字报：第一条是自由竞争不能取消；第二是苏联教材要用，英美教材也可用；最后一条是我父亲杨兆龙是个真正的学者。中间还有三条，他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有了这些内容，他“理所当然”地要被补划为“右派”了。西安交大为他召开了三千师生参加的批斗大会，别人发言批判他，他当场辩驳。会后他不但不痛苦反省，反而和另一“右派”同事穿着整齐地去吃西餐，若无其事。所以最后把他定为西安市一级“极右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先到陕西府谷县，再到陕南略阳，后又转到陕西铜川崔家沟煤矿，开始是凿石块，凿个磨盘或捣蒜的钵子等，最后调到该矿的机修车间，他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很快就有了技术发明，得到了国家煤炭部的表扬。
杨任远有着一个天生爱摆弄电器的工科大脑，整日买些电器零件，装来装去，甚至还恶作剧地做过一堆假大便，放在杨家的泡菜坛子上，让家人又惊又笑。1966年至1968年，杨任远突然和妹妹杨黎明失去联系，杨黎明判断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果不其然，杨任远后来告诉杨黎明，他喜欢自己买些零件安装收音机，朋友们于是纷纷找他帮忙，那些人无意间听到敌台（“大鼻子”苏联的电台），遭人告发，受到批判，把他也卷了进去。
1974年，他感到孤单，想要成个家。他的表叔帮他找了一个金坛的下乡知青。1975年他们见了面，杨任远老老实实告诉女方：他在劳改单位就业，年龄41岁，工资每月38元，没有任何积蓄和家产，右派帽子还没摘等。比他小12岁的女方倒也十分同情他，主动写信表示愿意嫁给他。1976年结婚，1979年，他45岁时才生了个女儿。
1979年下半年，他获改正，回到西安交大物理教研室继续任教。杨任远有一个是劳教所的难友，改革开放后回到了台湾家中，在台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诉说了杨兆龙一家的遭遇。西安交大保卫科找杨任远调查此事，这么一来，他拟调至南京航空学院的事就泡汤了。1982年他自己联系，调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当理工部主任，妻子也调到南京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餐馆当服务员。
天性乐观、爱开玩笑的杨任远，现已82岁高龄，经历这么多变故，性格慢慢地变了。他现在十分胆小，获悉笔者正在撰写杨兆龙传记后，紧张地询问妹妹和妹夫：“他吃饱了没事干啦？”和他谈话，他会预先打招呼：“不能谈政治，不要谈哦！”
女儿：填补右派指标
遭遇集体批斗
新中国诞生时，杨黎明12周岁。她早就听母亲说过她的五姨沙轶因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都是有崇高理想的优秀的人。因此杨黎明既崇拜沙轶因，也热爱共产党。她在中华女中读初中时即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为能够参加五姨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而自豪。那时，人们讨论假如老蒋打回来，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她每每都会坚定地说：“我决不当叛徒，我要忍受酷刑。”她在上海清心女中读高中时，依然是一名积极分子，担任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和班委会的学习委员。
1954年杨黎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年级时她快乐无比，在暑假却遇上了由反胡风而起始的“肃反运动”。由调干生组成的肃反大组长召集团干部、班干部开会，要大家“深挖”、“排队”。于是积极分子们在班上的同学中找出了五六个应整肃的对象，他们或者是某一宗教的信徒，或者是年龄大的、经历较复杂的。杨黎明接到团支部指令，去暗中监视一位女同学，虽然她没有去打小报告，可内心极为烦躁。杨黎明觉得肃反应该“稳、准、狠”地进行，不能毫无证据地瞎猜。于是她拒绝接受团组织“积极斗争”的指示，在批斗会上不发言。在一次批斗一个教徒女同学的会上，有个男同学竟拿来两块黄砖，令此女同学跪下，又叫她交代，该同学说没什么可交代，那男同学竟拿擦黑板的抹布欲塞住女同学的嘴，女同学跪着遮挡挣扎。会后，她与一位好朋友找大组长表达对此现象的不满。但那位组长说：“你们能暴露思想是好的，但你们是共青团员，应该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二年级下学期，“肃反运动”结束，班上的全部被斗者都被平反，受到道歉。但是，“整团运动”开始了，第一个整的对象就是杨黎明，说她在“肃反”中丧失立场，她哭着离开会场，冲出教室奔到街上，一位女同学追上来说：“为你好呀！帮助你呀！”她说：“我受不了这样的帮助！”校团委组织部长找她谈话，她说：“哎！你不像你班同学所说的那样嘛！”不久，班上团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杨黎明：“团委决定对你免予处分！”此后，杨黎明不再那么积极，但仍在日记中许愿：“我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
在随后的1957年“鸣放运动”中，杨兆龙的一篇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不少人拿来叫她表态。她说她没看过，也看不懂。有一天班上突然开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扫除障碍座谈会”。校党委书记、团委书记亲自光临，还有卫生系教授范日新、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叶英。会上，许多同学发言，说“肃反”伤害了好人。一位被肃者说：“被肃的同学都被平反了。那么请干部们谈一谈，如果当时已有证据，能否在今天公开？如果没有证据，那么是怎么想起肃这几个人的？”一时舆论大哗。班上的党员干部徐洪慈站起来说：“是我不好！是我想出来排队、整教徒。我对不起这些同学和全体同学！我对不起党！虽然我事先请示过。”会场又哄闹起来：“原来是这样！徐洪慈是模范党员，向模范党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