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君武的道歉和自省
2005年4月华君武先生90寿辰，新世界出版社“名家心语”丛书为他出版了《漫画一生》一书，以致贺忱。华先生赠我一本留作纪念。这是华先生最后一本著作，收集了他2001年概述自己漫画人生的一次演讲录和10多篇短文，以及精选了几十幅漫画作品。在这些文字中，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历史态度和诚恳的反思。“风格就是人”，我读着这本书，就像又见到了他本人。华先生既幽默风趣，又诚恳坦率。他的文字简短明快，不夸张不炫耀不修饰。使我感悟到，凡是真诚的表述都是很朴素的。
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还不认识华君武先生。他当时是美协书记处书记，是美术界“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则是戏剧界划入吴祖光“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的一份子，是被批判讨伐的对象。
我早就读过他的漫画。他最有名的一幅政治漫画，是1947年在东北画的 《磨好刀再杀》，塑造了一个太阳穴上贴着黑方块头痛膏药的“蒋委员长”的漫画形象，十分生动可笑，辛辣的讽刺性使人们看到了蒋介石要垮台的模样，无不拍手叫好。据说，为了这幅漫画，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把华君武列入了暗杀名单。1949年以后，他在 《人民日报》 工作，发表了更多的漫画，深受读者欢迎，已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漫画家了。
1957年5月，毛泽东为 《人民日报》 写的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篇社论，刮起了“反右”风暴。华君武凭着他的政治敏感，立即画了一幅漫画 《犹抱琵琶半遮面》 来讽刺揭露 《文汇报》 的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实际上是按那篇社论的调子，刀锋直刺“章罗联盟”。漫画引起轰动。浦熙修女士狼狈不堪。康生夸奖这幅漫画画得好。
华君武先生对我们这个小集团也很“了解”，他看了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揭发批判材料，也参加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批斗大会。我猜想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他的印象里，大概就是那些材料描写的“思想反动、品质恶劣、丑陋不堪的资产阶级分子”吧？
当时文艺界的“反右”主战场，就在王府大街上那座新建的“文联大楼”里 （今“商务印书馆”）。从进大门，一直到四楼，贴得满满的声讨右派的大字报，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文艺界的三大右派集团：文学界的“丁、陈右派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美术界的“江丰右派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轮流召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人们每天拥挤在这里，高呼着口号，在激烈的斗争中汗流浃背，从炎热的夏天一直紧张地战斗到严冬降临。
那一年华君武先生是忙碌的。既要画讽刺画，又要投入斗争，还要参与处理美术界的一批右派分子。1958年我在劳教所遇见的青年画家江荧，就是美协处治的右派。江荧是李六如老先生 《六十年的变迁》 一书的插图作者，1952年 《北京晚报》连载这部长篇，每天都配有一幅插图，画得很精彩，江荧因此成名。华先生曾经帮助他进了《人民日报》工作，后来又辞退了他。江荧感到委屈，于是，在整风时写了一份申诉，对包括华先生在内的美协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被视为“向党进攻”，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去劳动教养。1979年美协为他平反，安排他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可惜他这时已患上不治之症，拖了两年就不幸去世了。我向华先生提到在劳改农场碰见过江荧，他沉默着，显得心情沉重。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二流堂”的漫画家丁聪、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都是华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老朋友，“小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油画家蔡亮，也是华先生很关注的后起之秀。他们现在都成了右派，他必须站稳立场，与他们划清政治界线。
蔡亮的命运最诡谲。1955年反胡风运动，他刚从中央美院毕业，准备留校执教，受“小家族”牵连，被隔离审查。1956年，我的审查还没有结论，蔡亮已受到美院开除团籍下放西安的处分，他的女友张自薿被院党委副书记洪波叫去谈话，问她：“你是要蔡亮还是要党籍？”逼得这个女青年哭诉着：“我爱党，蔡亮是好人啊！”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发配西安。1957年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美院党委已感到反胡风运动对蔡亮的批斗和处理太过分，趁蔡亮送作品来北京时，洪波再次找他谈话，表示歉意，并要他回西安后立即写一份申诉书寄来，学院党委研究重新处理。蔡亮回去后写好了申诉，幸运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寄出，政治风向发生大变，“整风”转为“反右”，美术界揪出了“江丰右派集团”，洪波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蔡亮侥幸躲过了一劫，在北京的“小家族”几个朋友都为“小家族”翻案而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在1958年4月送进劳教收容所，吴祖光、丁聪、黄苗子等则下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而躲在西安的蔡亮，趁机完成了他的最优秀的油画作品 《延安火炬》。蔡亮的侥幸和“小家族”的遭遇，也都在当年美术界的领导人华君武的心中，产生了对反胡风、反右派这些政治运动“为什么尽整一些自己人”这样一个使他困惑不解的疑问。这是过了27年以后，在欧洲的一个明媚的秋日里，我和他同坐在一辆从罗马驶往佛罗伦萨的大巴上，他向我坦陈的内心真实。
但是，真正使华君武心灵惊恐，几乎使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人生信念彻底瓦解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对他这位“老革命”的全盘否定和无情冲击。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从1938年千辛万苦地跑到延安投身革命后，就坚信自己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现在忽然变成了一个“狡猾的反革命”，这个打击对他是致命的。比当年批斗右派更甚的批斗，落到了他的头上。当年文艺界反右运动的领导人，现在几乎全都变成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的遭遇有的比右派还要悲惨。文联成了“裴多菲俱乐部”，他所在的美协成了“藏污纳垢的黑窝”，他的漫画全部是反人民的“毒草”。 《光明日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揭露他的“丑恶面目”，群众猛烈地向他发动了残酷斗争。他不认识自己了。
这位秉性单纯、幽默风趣的艺术家，傻傻地笑着，像泄露机密似的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我比起田汉、阳翰笙这些老前辈来，比起你们剧协的贺敬之、葛一虹、孟超，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音协的吕骥，舞协的吴晓邦他们许多人来，可是幸运多了。他们每天脖子上挂块牌子，名字上打个大叉，低头弯腰在文联大楼示众两次，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田老翰老还挨了毒打！刘芝明 （当年“吴祖光集团”的专案组长）、伊兵 （当年把我送进看守所的剧协领导）都惨死在大楼地下室里。只因为美协不在文联大楼办公，在美术馆，红卫兵们不知道，才没揪到我。我算保住了这条命。”讲这一段话时，他的笑眯眯的眼睛里闪现了一丝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