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无泪
相片背面父亲还是题字：吾儿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归来》剧终，冯婉瑜在火车站举牌接陆焉识。座位上没人离去，京城的“礼让”让人感觉郁闷。身边座位上的后生问我：“阿姨，好看吗？”这如何作答呢？我只能说，演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是把人变成鬼的故事。
回家后，女儿问我哭了吗。哭？我们这代人，血都流过了，还会流泪吗？
我父亲是上世纪40年代重庆一个大户人家的幺少爷，旧学殷厚，上海辅成法学院的高材生。长江上第一艘货轮有他家（我爷爷）的股份，家里唱堂会请的常常是当红的厉家班，陪同看戏的也有胡蝶、苏绣文这样的名角。大学时用度颇夸张，票子用完直接到自家商铺去支取。就连搭配西装的领带都按色阶排序，一长排挂在衣柜里。每天必换，从不重复。我母亲是重庆一个开明富绅家的二小姐，姐妹三人都就读于辅成法学院，是大学里名噪一时的京剧票友。暑假时姐妹三人常坐着滑竿一起到南山一带避暑飙戏。杨二小姐（我母亲）面容娇美，身形婀娜，是辅成法学院的校花。
解放前夕的1947年，这对花儿与少年结婚了。又共同受理想主义的感召，考入东北中学教师招聘团，赴大连任教。登船前夕，我降生了。母亲留在重庆，父亲只燕单飞。几年后，父亲回重庆把我们接到大连。没多久，反右运动开始，父亲的出身、做派、金链怀表、刻着USA的汤匙以及各种讲究的行头都为他划成右派留下了铁证，并成功叠加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双料罪名。很快，父母离了婚，我们改随母姓。上世纪60年代，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从东北回到西南，辗转来到贵阳。
“文革”中期，父亲结束了塞外的劳动教养，右派摘帽，回到家却发现人去楼空。按政府提供的地址来到贵阳，辗转找到我们家。与父亲见面的场景有些怪异。在贵阳阴郁的天空下，在堆满煤巴、小猫食盆、流着几家人洗菜污水的小院坝里，我父亲的亮相十分惊艳。身为刚出狱的十年劳改犯，他留着背头、蓄着中山胡、上身穿一件略旧的猎装式麂皮夹克，深灰色派呢斯裤子裤缝挺括，右肩上还挎着一个长方形套着皮套的珠江相机……院坝里的邻居都挤着来看他，议论这个人是不是归国华侨。
我倚在门边看着我的父亲，心情十分复杂。这人就是我爹，就是他害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参演《红赞歌》。他不是有罪吗？他不是劳改犯吗？怎么看起来比我们都过得好？邻居们散去后，我在厨房找到父亲，我站在他面前，比他矮一个头。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历史问题？”他沉默了好一会，用带着浓厚川音的北方方言说，“我都不晓得自己是啥问题……应该就是思想改造。”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样的回答实在太难以置信了，对他积蓄已久的怨恨疑惑转为愤怒，我脱口蹦出一句：“你的意思是说，你被冤枉了这么多年咯？”
父亲说他已经摘帽了，要求和母亲复婚。当年的校花杨二小姐早已被淸理出阶级队伍，从学校下放到工厂，旗袍和高跟鞋已亲手烧掉，现在的她一身列宁装，短发用粗大的黑色别针卡在脑后。她不同意复婚，不解释，态度坚决固执甚至还有些木讷，像失忆后的婉瑜。
父亲临离开贵阳时，给我在河滨公园照了张相，相片背面还用行书题写：黔中三月柳，塞外风雪天。幼女寄天涯，我行欲十年。我们全家还去照相馆合照了一张全家福，相片背面父亲还是题字：吾儿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多年后，我看到俄国画家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画面是沙俄时代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穿着褴褛的囚衣回到家中，一家人错愕复杂的表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人类的苦难是共通的。
现在的我已经年过花甲，从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四姐弟却经历了因此带来的所有苦难，下过乡、做过工、修过铁路、用屈辱的方式换过饭吃。19岁那年，我在砖厂上深夜班，冒着细雨，拉着砖坯，下坡时借着惯性快跑如飞，无数次人和板车一起翻进侧沟后重新把砖坯搬上车板，深深地埋下头，身体与地面保持着45度锐角，咬牙瞠目，才有可能把满满的一车砖坯拉动。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假想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牛。猿从四足的进化为人，终于学会直立行走。但今天为了生存，我唯有退化为四足动物。
拉车上坡的45度角，成了我一生保持的上行角度。
电影的结尾很唯美，陆焉识和冯婉瑜经历那么多苦难，还纯情地不改初衷。我所看到的现实却远没这么简单。我的父亲回到北方后，继续当中学教师，一生中数次回到贵阳，希望复婚，但从未得到应允，等待复婚二十几年。1995年，他在独自生活的小屋里孤独去世。我们姐弟奔丧赶到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字：月是故乡明。
我们抱着父亲的骨灰回到贵阳。一辈子拒绝复婚的母亲和我们一起到墓园安葬了他，她说她以后也来这里。2004年，母亲病逝，我们把他俩合葬在一处。墓碑上的照片是我选的，满山的墓园里，他们仍是一对璧人。照片摄于我们和他们都刻骨铭心的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他们初尝风霜的开始。从此，命运对他们露出了狰狞的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