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力伸展与历史主动性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面世，雾散云开。人们看到了新鲜的语言，解放的思想，开放的政策，可观的2020年愿景，还可以看到历史的主动精神。
顺着历史的脉络看去，中国民间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得到解放，一路勤勉戒惧，自强不息，如今龙跃在渊，正在做腾飞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虽有曲折反复，中共中央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一再发挥出历史的主动性。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设法治中国。
这些新说法意味着什么？所谓市场，就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遵守规则，平等竞争，互利共赢。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平等契约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延伸：这里不再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有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治理现代化的提法表明，上层建筑正在有意识地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按照平等契约的原则改造自身。这种目标的确立，再次显示了历史的主动性。
二、公民的作用
《决定》得到了广泛赞誉，但也有不少人怀疑能否真正落实，改革能否成功。
《决定》在开头和结尾处，两次强调了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求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这就是说，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官民双方的努力。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公民的努力程度，与改革成就的大小成正比。中共中央也作出承诺，建立社会参与机制，鼓励大胆探索，宽容改革失误。
现代治理和传统统治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和公民的参与，即所谓公共治理。《决定》把现代治理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体系自然要向社会和公民开放，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套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做什么？可能建立何种机制？遇到阻力如何应对？
三、公民做什么
从公民角度细读《决定》，六十条内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都有即将打开的空间，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
在经济领域，民间资本已经跃跃欲试，盯住空间，计算利益，评估风险。《决定》承诺：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有人统计过，《决定》中出现了21个“允许”，而且都在经济领域。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以“可以、也可以”著称的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表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比起“允许”来，“可以”的口气颇为勉强，但口子一开，大包干如洪水开闸，一泻千里，数年之间，中国农村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官民互动大获成功的典范。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民间，只要给自由，给空间，就会有竞争，有发展，有繁荣。真所谓给点阳光就灿烂。问题在于，既有壁垒的背后存在既得利益，还有保护这种利益的思想观念。如何破除阻力，以更加公正的规则调整权利和利益，这就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
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在走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公民可以做什么？
第一，在权力监督层面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定》要求：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并且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领导干部公布财产，民间呼吁已久，如今准备在新提任的干部范围内进行试点了，而且公开事项大于财产领域。面对这些进步，面对公开的信息，如果公民不关心，不了解，不行使监督的权利，民主和舆论监督机制就是空的。
但愿公民踊跃参与监督权力。个人参与，有组织地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权力尚未公开信息，公民应该继续促进公开。权力公开了信息，公民不仅应该关心，还应该有人核实，有人评论，发现问题有人举报。对于政府及各个部门的权力行使状况，最好还要有精确量化的评分，长期跟踪打分。《决定》承诺改变考核评价体系，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等指标的权重，这些分门别类的考核评价有相当强的专业性，由谁来做？大学可做，媒体可做，社会组织也可做。如果政府向社会购买评价服务，自然很好。政府自我评价，公民社会也应该跟踪核实。如果公民关心的范围超出上述门类，不妨主动建立指标，主动搜集信息，主动考核评价。
这种类型的公民组织已经存在，可惜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媒体作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可以与相关公民或公民组织合作，既关注那些公开的信息，也关注公民的参与行为，共同探索建立舆论监督机制。
第二，在人大和政协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人大将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既然人大准备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作为公民，就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既然人大代表准备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作为公民，就应该主动表达各种关切，并且与官方共同探索建立表达关切的制度化渠道。
在当代改革史上，民众通常是问题的提出者、改革的首倡者。不过，这些改革呼声能否发挥作用，只能听天由命。现在，公民的提议和意见，有望通过网络平台，通过人大代表联络民众的机构，进入制度化渠道了。这些渠道何时建立，是否畅通，人大代表了解社会关切之后是否积极回应，公民及其组织应该紧紧盯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