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必须立足文化的高度
摘 要 文本解读的高度、宽度，决定了阅读教学的深度、效度。然而，目前语文课堂上的文本解读却存在浅表化、概念化、碎片化、粗鄙化等突出问题。为此，我们必须立足文化的高度，充分挖掘文本的文化意蕴，把握文本的文化意义，以解决教学难题，弥补教材缺陷，达成育人目标，实现文化传承。
关键词 文本解读 文化高度 问题与策略
“文本”一词来自英文text，有本文、正文、语篇、课文等多种译法。这里的文本，特指语文教材。文本解读是师生以语文教材为媒介，与潜在地存在于教材中的作者进行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它“是一种寻求理解与自我理解的活动，是建构文本与自我建构的过程”[1]。文本解读的高度、宽度，决定了阅读教学的深度、效度。
然而，目前语文课堂上的文本解读可谓问题多多：或浅尝辄止，浮光掠影，人云亦云，照搬教参的解释；或抽象生硬，“一味从概念（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2]；或肢解、曲解，穿凿附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文本碎片化；或无视情感、价值等生命因素的存在，将文本解读变为纯技术化和操作性的语言文字训练。文本解读的浅表化、概念化、碎片化、粗鄙化，直接导致了阅读教学的低效化。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与文本解读缺少文化的高度与宽度有很大的关系。文本解读的过程，不只是语言学习、知识理解、能力获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生命成长、精神建构的过程”[3]。语文教材，尤其是那些经典性教材文本，都是优秀人类文化的结晶，涉及丰富的文化现象，潜藏深厚的文化内质。为此，我们必须立足主流文化的制高点，从文化的视角，以历史透视的、全息的眼光，通过对文本语言文字、价值观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传统习俗等深层次的观照、分析，挖掘文本的文化意蕴，把握文本的文化意义，拓展文化情怀，建构文化生命，用深刻代替肤浅，用丰富代替简单，用整体代替碎片，用全面代替狭窄，这样才能真正走出浅化、泛化、窄化的文本解读误区，解决教学难题，弥补教材缺陷，活化学生思维，达成育人目标，实现文化传承，唤醒学生的文化自觉，承担起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下面，以例举的方式进行陈述。
一、解决教学难题
一位老师教学《开天辟地》，讲到盘古昏睡18000年，醒来后“见身边有一把板斧、一把凿子，他随手拿来，左手持凿，右手握斧，对着眼前的黑暗混沌，一阵猛劈猛凿”，一个学生突然发问：“盘古开天辟地的斧子、凿子是从哪里来的？”教室里一片哗然，讨论半天，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教师承认备课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下课后又是上网搜索，又是请教同事，仍然找不到答案[4]。显然，浸淫于现实世界，以现代思维解读远古的文本，肯定是摸不到门径的。这个问题，必须从神话文化的疆界求解。
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神话时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5]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水平有限，先民们对地动山摇、斗转星移等自然现象感到神秘时，神话便是他们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5]。而这种幻想与今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区别的。“古代神话产生于前逻辑的、非理性的原始状态。人类原始思维的特征是具体形象的，联想力异常丰富，抽象的逻辑推理能力低下。这种幼稚的原始思维，还无力形成‘类概念’，不能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作出类别概括，只能借助‘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通过‘以己度物’来理解世界。”[6]《开天辟地》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一篇中国创世神话。创世神话是先民们根据幻想来回答世界是谁创造的、怎样创造的神话，分为尸体化生型和天地分裂型两个亚型。我们现在读到的教材《开天辟地》，是将两个亚型合为一体。解读文本时，老师首先应该让学生找到几千年前先民认识的出发点：在先民们看来，世界是盘古创造的，是他用板斧和凿子“猛劈猛凿”，从而使“轻而清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世界上的万物则是盘古死后的身躯变化而成的。在弄清了先民对于世界由来的具有原始意味解释的基础上，教师接着要引导学生区分远古先民的神话幻想与今天人们的想象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历史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类的理性思维不断成长，对世界的认识日趋理智。而在解读神话时，恰恰需要抑制的正是现代的理性思维。因为用今人逻辑的方式看，先民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前逻辑的原始思维的结晶——神话的角度看，这一切再正常不过，所以，当盘古需要用到板斧和凿子时，他的身边就有了“一把板斧、一把凿子”，就像《圣经》里面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
二、弥补教材缺陷
在很多老师的心目中，袁鹰创作的《黄河的主人》（原题《筏子》）无疑是语文教材中不可多得的文质兼美的佳作，短小精悍，构思巧妙，层层对比，步步渲染。课文描写了奔腾咆哮的黄河和驾驭羊皮筏子在波峰浪谷间穿行的艄公，赞扬了艄公藐视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主题“高大上”，充满“正能量”，有人解读时甚至将它推到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无以复加的程度[7]。
然而，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考察，这篇产生于1961年在甘肃兰州体验生活、为了给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全国人民鼓劲而作的散文，不免深深地打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烙印，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在1982年写的《散文求索小记》中，作者袁鹰提到，在1958年，他热烈地、真心诚意地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1959年、1960年，他也曾非常坚决地、满腔热忱地捍卫过“三面红旗”。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者，要他超越自己所处的年代。但是，文本的立意、它所传递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今天读者的影响，则是我们不能轻视的。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审视，这篇散文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艄公”与“黄河”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自然？文本宣扬、凸显的是“驾驭”的姿态、“征服”者的形象、“战胜”后的快慰，用苏州大学陈国安先生的话概括，它的文化价值只有一个字——斗！[8]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因此，从文本中我们读到的不是敬畏自然，顺应黄河的地形和水势，不是凭庖丁解牛式的顺势而为、遵循规律的智慧行事，而是“大胆地破浪前行”，以赳赳武夫式的莽撞“战胜了惊涛骇浪”。应该说，袁鹰在那个“战天斗地，斗志昂扬”的时代还是有所顾忌的，在文本中，他也强调“艄公专心致志地撑着篙，小心地注视着水势”，在看重“勇敢”时也不忘“智慧、镇定、机敏”，但是，教材的编者思想更加激进，“斗志”更加昂扬，编写教材时不仅把标题由《筏子》改为《黄河的主人》，并删去了“如果只凭冲劲，天不怕地不怕，就随便往羊皮筏上一蹲，那也会出大乱子”等句子，原文中对自然的些许敬仰、小心便荡然无存了，“人定胜天”的意味则更加明显。这样的文本，对于当代学生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建构正确的生态观，肯定是不利的。怎样消除教材的不良影响、弥补文本的缺陷呢？教学时，我们可以课题为突破口，启发学生将课文与原文比照，联系作者写作的历史语境，对文本作批判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