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转变
摘 要：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对富农的政策上也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立、反对再中立富农的政策向抗日战争时期的联合富农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团结了革命力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转变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18-02
富农这一概念是毛泽东于1926年秋在《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中首次提出的，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并且认为“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感官也各别”，其中富农对于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1]。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对富农的界定进行了长时间的曲折探索，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的阶段性转变。
一、以中国共产党“六大”为标志——中立富农的政策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会上集中讨论了富农的问题，通过了一些有关于农民政策的重要文件。其中《土地问题决议案》按照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土地的多少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小农以及最小农等几个集团，小农和最小农统称为贫农。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具体地总结了中国富农的特性与对于富农的策略。中国富农主要经济来源是对雇农、佃农和贫农的剥削，他们具有“半地主”和“农村资产阶级”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农民运动中往往表现出消极和中立或敌对的态度。由于“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因此对于还没消失革命可能性的富农，党应该争取建立农民统一战线，联合一起进行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候，党应该在不妨碍贫雇农斗争范围内，不要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争取拉拢富农，防止其彻底倒向反革命势利中从而增加革命的难度；但如果富农已倒向了反革命势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反对富农的斗争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决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让步[2]。
中国共产党“六大”制定的富农政策，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在划分阶级上没有做出严格的定量分析，在实施上难以把富裕中农、富农和小地主区分开来，大大降低了政策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没有具体地规定富农土地政策。因此紧接着在12月，中国共产党正式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该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并且禁止土地买卖。它满足了贫雇农对于土地的渴望，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并且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在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侵犯了富农和中农的利益，不利于建立农民统一战线。1929年4月，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该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确保“六大”中立富农政策的实施，但关于如何分配土地以及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仍没得到较好的解决。
二、以共产国际“六月来信”为标志——反对富农的政策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发来《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即“六月来信”，其中基本上把中国的富农定义为小地主，要求加紧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各地方逐步推行反对富农的政策，彻底地将富农推出了农民统一战线。1931年1月，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中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由此开始在党中央内部贯彻了他长达四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路线。王明上台后，将“六大”以来中立富农的政策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富农路线”，对此全盘否定。他照搬苏联反对富农的政策，过分夸大了中国现阶段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意义，强令推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消灭富农”的“左倾”路线，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最集中体现。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各地改正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人口为单位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得到更彻底的实施。
以共产国际“六月来信”为标志——反对富农的政策，不仅将地主富农完全赶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而且使得部分富裕中农在过“左”的指导思想下被错划为富农阶级，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从而破坏了农民统一战线和工农的联盟，这是导致第二次国内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再中立富农的政策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对全党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统治，中立富农的政策被再次启用。
在“左倾”错误占据中央领导层的几年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地提出了中立富农的有效政策，缓解了“左倾”错误对富农的伤害，为遵义会议后党在富农政策上的纠左奠定了基础。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全面了解中国富农和商业状况，在对寻乌进行详细的调查后，写下了《寻乌调查》。调查报告提出了“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富农政策，但很快地被王明等人所否定，并在查田运动中使得这一政策完全被抛弃。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正确地区分了地主、富农和中农阶级，为纠正党对地主和富农甚至一些中农过左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5年11月前后，张闻天多次指出“如有的地方地多，贫农的好田够了，富农的好田也可以不必分”，“对以后新发起来的富农，政策上要有所区别”否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反对富农政策。1935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布了《党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国统一战线，而加紧反对富农只会把富农推到反革命分子的一边，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