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与婚姻家庭法的“姻缘”
在参与起草现行婚姻法的过程中，他曾填补其空白，并且见证了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科的发展历史，毕生致力中国婚姻家庭法的教学、研究、立法与推广
儒雅的老人个子说不上高大，甚至还得说是清瘦，然而这位“中国婚姻家庭法先生”有着饱经风霜的厚重人生。透过他那写满“川”字的额头，似乎能看到岁月的沧桑。在他的眉宇间，我们捕捉到坚毅的神韵。在他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睿智的辉光。
杨大文，这位婚姻家庭法学界泰斗级专家经历并且见证了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科的发展历史，毕生致力中国婚姻家庭法的教学、研究、立法与推广，为中国亲属法学人才的培养和法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流离颠沛的早年生活
在杨大文眼里，家乡常州是历史文化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采访期间，杨大文向我们自豪地介绍起并称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在对这块灵杰之地充满敬意之余，我们笑言杨先生是“常州四杰”之一，杨大文连连摆手：“惭愧！惭愧！”不过，看得出作为常州人的他为故乡而骄傲，特别是家乡这块土地上出了那么多举足轻重的“书生”，成为家乡这部大书的“封面人物”。
杨大文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大弟杨大受、妹妹杨梅、小弟杨大伟。接受采访时，杨大文说：“我父母是在做青年工作中认识的，父亲较长时间在香港工作。抗战期间，其实我兄弟姐妹比较多，有些出生不久就托付给乡亲带，后来不知死活，也找不到了。”
1937年冬，杨大文随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大弟及祖父母、曾祖母、叔叔共7人逃亡至上海法租界。第二年，杨大文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所办的萨波赛小学读书，胡文耀时任校长。在这里，杨大文读了两年多，“上海租界后来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日子不好过，在1942年又回到了常州，住在常州茭蒲巷6号，这是我外婆家的房子”。
不久，杨大文进入茭蒲巷小学堂（现常州市实验小学）读书，跳级进入四年级学习。每天，杨大文背着书包上学堂，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有时在家就能听到小学堂里传出的钟声。
1944年，杨大文的父亲杨涛（字迪先）放弃在香港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与杨大文的母亲刘娴取得联系，“一起到大后方兰州会面，我的一个姨父那时在兰州工作”。到兰州后，杨大文进入由湖南同乡会办的文襄小学读书。
抗战胜利后，杨家只有一个心愿：回家！的确，故土难离，由于战争，他们远离家乡，但是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在心头。于是，杨家把带不走的东西都送人，值钱的东西也廉价变卖。可是，“车票、船票很不好买，我到兰州志果中学又读了半个多学期”。
后来，一家人揣着“难民证”（即“资谴证”）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坐长途汽车，花半个多月从兰州辗转颠簸到了重庆。”杨大文记得，坐的是浅黄色的木炭车，厢式呈长方形，似现今的“中巴”车大小，全靠燃烧木炭作“油料”而行，沿途不时地停车加炭、加水。一路上木炭车的发动机声如雷响，轰轰隆隆，震耳欲聋，面对面说话都难以听清。可乘坐10余名乘客，车摇摇晃晃，颠颠簸簸，缓慢前行。一遇上坡路，简直像是老黄牛拉破车，气喘吁吁地爬行。木炭汽车动力不足，驾驶员就叫乘客全部下车减轻车载重量，还要乘客搭手推车，一群男男女女推的推、拉的拉，累得大汗淋漓，“一路也很惊险”。
“到了重庆，父亲的朋友、贵州大学的校长约我父母到贵阳，父亲任贵州大学教授兼总务长。1946年上半年，我进入达德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家住富水中路。为了父亲教学方便，我们全家后搬至贵阳市花溪的静晖村住，直至解放。”1946年暑假，杨大文报考贵阳市清华中学。这是当年为教育青年抗战救国而诞生的私立中学，几年时间就办成贵州省中学中声誉远播、家长争相送子就读的上乘学校。时任贵州省财政厅长周诒春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他是我国德智体“三育并进”教育方针最早倡导人之一，校长是抱着“教育救国”思想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唐宝鑫。
杨大文顺利考入这所精英教育学校。杨大文在这里读了3年，读到了高二上学期。
早年，杨大文酷爱文学，曾参加清华文学会，担任学生刊物《狂飚》的编辑。清华中学学生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啃文理书，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当时大家都比较关心国事，追求光明，普遍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辱国不满，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同学间常流传一些解放区的消息。“清华中学有一些地下党的活动，图书馆也可以看到解放区的进步刊物。”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抨击时弊，宣扬解放，得到学生的共鸣。在这种氛围下，杨大文政治上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有关活动。
脱下戎装成为“婚姻家庭法先生”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作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杨大文组织军民联欢。期间，杨大文得知部队准备招收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到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深造，于是报名。经过考试，他如愿考上五分校，在《新黔日报》公布的榜单上，看到自己是第2名，十分兴奋。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军大的一名学员，杨大文当晚失眠了。然而，他最终没能进入军大。
一天，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委员兼独山军分区政治委员张光华看到杨大文，于是问他年龄多大。看到眼前的杨大文有知识且十分年轻，于是张光华直接安排他到十七军文工团报到。杨大文无条件地愉快服从。“我在十七军文工团歌剧队、歌舞队待过，写过小剧本”，不过，多半时间是参与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协与村政权，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废债）以及征粮等任务，直至实施土地改革。
1952年，贵州剿匪基本结束后，二野决定调一部分有知识、有文化的战士到大学进一步深造。于是，杨大文等近200人被抽调到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报到，在华西大学（后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学习，杨大文记得学过高等代数、几何等课目。
1952年秋，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组到四川招生。“我们近200人一个个谈话，招了近一半。当时，我想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可是招生的说外交系已招满了，并说法律系与外交系差不多，于是我就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人大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