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从“寒门贵子”到“投资大亨”


  陈九霖,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他执掌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因此被称为“航油大王”。2006年因“中航油事件”于新加坡入狱,如今他回归公众视野,其新身份是北京约瑟投资公司董事长。
  英语优势轻松进入北大
  1961年,陈九霖出生在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农村,这个县还“出产”了另外一位名人闻一多。陈九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公社书记,母亲是乡村教师。父母先后生育6个孩子,只有陈九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长大成人。“文革”爆发时,父亲失去公职并屡遭批斗,家里一度举债度日。
  陈九霖受过九年制教育即回家务农。后来,由于算术好,脑子灵,他在乡里的农村信用社谋到一份差事,其后,又因为自学英语成才而被当地高中挖去做过英语代课老师。
  1982年高考那年,陈九霖已21岁。高考成绩出来后,陈九霖的父亲接受了“军校”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录取建议。招生老师吃惊于这位农村青年英文的流利,“投其所好”地列举了学校两大“优势”:一是每月补贴20元,省一点,可以给父母寄钱;二是家门口可以挂上“军属光荣”的牌匾,曾被批斗的父亲会脸上有光。
  但陈九霖却报考了北大,母亲支持陈九霖的决定。北大当年在湖北外语专业总共招收17人,德语和英语各1人,而由于当时特殊的边疆环境,越南语大热,招15人,保险起见,陈九霖报考了越南语。
  跳跃“农门”,英语帮了大忙。在“文革”刚结束的1980年代初,100分的英语满分,不少考生只能考出个位数,二三十分已是高分。陈九霖考了82分。
  英语好,得益于他求学阶段的第一个贵人———一名叫周晓鹏的初中英文教师。周晓鹏当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陈九霖老家的浠水县竹瓦镇宝龙中学。“个子高,爱打篮球,我也打,因此,我也喜欢上了英语。”有次陈九霖和母亲吵架,还卷着铺盖到学校去跟周晓鹏一块儿住。高考时,陈九霖锁定外语专业也受到了周晓鹏的影响。
  因为英文好,陈九霖在假期给北大厉以宁教授当助教,借机请教经管知识。同时,他还在课余给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孩子教英语,5块钱1小时,报酬超过普通北京市民。
  参加工作之后,陈九霖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别人英语只考二三十分,他考了90多分,英语为陈九霖更大的飞跃埋下了伏笔。
  脱颖而出赴任新加坡
  1987年,完成了“五年制”的越南语专业学习后,陈九霖踌躇满志。尽管等待他们的重要岗位在数量上已无法和几年前相比,但这批毕业生并没有错过好时候。有抱负者路有3条:一是给领导当秘书,二是进入团中央这样的要害部门,三是“给领导做女婿”。
  出身普通人家,关系简单,这是领导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有着鸿鹄之志的陈九霖曾考虑过第一条路。最后,他3条路都没有走,但赶上了国企改革大潮。
  陈九霖进入了国家民航局,职责是为外国专家做翻译。民航局是个政企合一的机构,1987年,国家开始对民航业进行体制改革,陈九霖因此进入改制后的中央国企。1990年,民航在接管军队供油部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下称中航油总公司),1993年,总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了海外公司(下称中国航油),陈九霖的传奇就发生在这里。
  1996年,总公司要内部推选新任中国航油总经理,派驻新加坡。党委会每位委员都推选了自己中意的人选,不少候选人“背景”深厚,讨论出现了僵局。候选人中,没有陈九霖。
  中航油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有清打破了僵局,他指出,候选人太多,但事先又没有明确标准,才导致了“选择难”。因此,要先定标准,再谈人选。
  胡有清随即推出了3个标准:一是必须英语好,能直接和外商谈大事;二是新加坡为“法治国家”,须懂法律;三是要在公司做出过成绩,能独当一面。当胡有清托出3个标准时,在场者几乎无人反对。大家唯一的质疑是:标准有点高,候选人中恐无人符合。
  胡有清立即推荐了不在候选之列的陈九霖。事后看来,3个标准几乎为陈九霖量身定做。陈九霖回忆这个场景说:“胡总是我的贵人”。
  英文一流自不必说,在1994年至1996年,陈九霖用业余时间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学位,中航油总公司很多涉外合同由他起草。更重要的是,他“成绩”过硬。陈九霖担任中航油合资办副主任期间,正值199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引进外资的难度很大。而陈九霖和同事每天忙得连轴转,自己印招商手册,广州、香港和国外到处跑,竭尽全力和外商接触。彼时,他是航油系统最拼命的“小官儿”。
  1993年,他们终于谈下一个大项目———华南蓝天航油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华南包括白云机场在内的15个机场的航空煤油的供应业务。千辛万苦地和外资谈好了,但项目却因不符合国家政策而于1994年被否定。当时,中国引进外资的方向是基建,对外资进入“服务类”项目严格限制。这个项目在向国务院申报时,阴差阳错报成了“服务类”,被国务院领导当场否定。
  因被“当场否定”,总公司内部已打算彻底放弃,但“小官儿”陈九霖却试图挽回。他找到了中航油总公司主要领导,在听取他的想法后,领导让陈九霖连夜写就一份新报告,以领导个人名义直接呈报国务院。但陈九霖建议先写给民航总局,再由民航总局呈报,领导未听,结果报告上呈后,果然似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在陈九霖再次建议下,领导终于同意以中航油总公司名义先写给民航总局,再请总局将报告转呈国务院。不久后,项目通过。
  赴任新加坡之前,陈九霖和合资办还谈下了和壳牌、天津港的合资项目天津国际石油储运公司,以及和埃克森美孚合资的香港航煤供应财团等诸多项目。这些项目全是当时航油系统投资最大、最国际化的项目,陈九霖是促成这些项目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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