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的起源: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


  摘要本文认为,大国存在一种整体国家利益,这种利益是位置性的,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和制度地位目标。霸权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谋求不同的实力地位和制度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实力关系和制度关系决定着是否适合和能够建立联盟。本文提出了有关联盟战略的五个假设,并用一战前英德联盟战略的历史进行检验。英国的联盟战略完全符合了位置现实主义的联盟假设,有效捍卫了英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而德国的联盟战略由于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不合理,没有准确把握本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关系以及制度关系,导致了在一战中的最终失败。因此,合理界定整体国家利益,在条件不成熟时追求克制的目标,才能有真正明智的联盟战略。
  关键词位置现实主义联盟战略整体国家利益实力关系制度关系
  研究联盟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联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或是作为“政治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的构成要素”。Julian Friedman,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ulian R. Friedman, Christopher Bladen and Steven Rose eds.,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1970; Ole Hosti, P. Terrence Hopmann and John D. Sullivan,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New York, 1973, p. 2. 转引自[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联盟意味着国家之间某种明确的、稳定的战略关系的确立。虽然这些国家未必明确宣布其联盟所针对的特定国家是谁,但在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时,联盟的出现表明至少已经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朋友”。 通过建立明确的战略合作关系,国家不仅仅在安全事务,而且在许多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能够拥有坚定可靠的支持者。宋伟:《联盟的起源:理性主义研究新进展》,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4页。因此,联盟这一概念并不能仅仅限定在安全合作范围内;从本质上来说,联盟是一种战略合作,意味着两个或者多个国家在整体上将对方视为需要而且可以合作的朋友。联盟关系的确立,对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既然联盟是国家间一种整体关系的明确,那么我们在考察国家的联盟战略时,就不能仅仅关注影响联盟选择的各种要素。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就指出,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会决定性地影响到国家对威胁的判断,进而影响到它们如何选择盟友、组建联盟。沃尔特否认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外援助多少以及跨国渗透的能力在塑造联盟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4页。但即使如此,沃尔特的联盟形成理论仍然缺失了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导致无法对这四种要素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事实上,当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关系发生变化时,它们综合实力、地理位置、进攻实力的含义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在二战结束时,随著法西斯德国的失败成为定局,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的综合实力、进攻实力的含义随之也发生了变化,相互敌对的进攻意图日益明确、强烈。此外,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的确含蓄地指向安全利益,但是它仍然局限于双边关系。而实力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到更复杂的大背景下来衡量。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远强于日本和德国,但是这种力量对于日本和德国来说并不意味着威胁。同样,随着冷战时期中苏同盟的瓦解,苏联实力对于中国的含义在20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言之,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国家的整体国家利益,那么就无法提出相应的对外战略以及确定与他国的战略利益关系。
  因此,在考察联盟的起源和大国的联盟战略时,需要从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实力、地理和意图等要素所具有的现实含义。从合乎逻辑的角度来说,应该首先从战略上首先确定国家的整体利益。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的外交政策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要么缺乏整体利益的视角,采用对各种利益进行重要性排序的方法,要么就是强调其中的一种利益如安全利益。基于这样的国家利益概念是不可能发展出简约、有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的。宋伟:《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第22-31页。本文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体利益在于它的位置。追求和维持某种合理的国际体系位置,构成了大国外交政策(核心是联盟战略)的根本目标。因此,本文使用“位置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命名所提出的外交政策理论。事实上,从位置的角度出发分析政策与行为,这是现实主义在分析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例如,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就写道,现实主义认为,在分析和制定外交政策时,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应该询问国际体系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有力的、可归纳的特征就是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1 (Summer 1992), p. 197.但本文所提出的位置现实主义仍然是一种主要针对大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因为大国才能执行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同时大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的状态密切相连。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地界定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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