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新中国第一套化纤设备的引进等
李先念与新中国第一套化纤设备的引进
１９７１年８月至９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长沙看到服务员穿着漂亮的的确良衣服，感到很欣喜，询问是从什么地方买的。一位服务员说，千辛万苦才从北京买来的。毛泽东听后很是感慨，并记在心里。“九一三”事件后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先念叫去，在谈到这件事时，问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并诙谐地说，买一件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要百辛百苦行不行?此后，周恩来、李先念等就着手酝酿引进设备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新中国７０年代技术设备引进的重点，是成套化纤技术装备。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３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装备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部分关键设备。”不久，便得到周恩来的同意。
国家计委派赴西欧、日本的考察团于５月给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国内情况，建议提前从日本进口几套设备，并得到中央批准。由此，第一套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正式决定下来。
在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设备中，李先念十分注意引进项目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他高度重视化纤厂的厂址选择。经过预选和比较，最后确定辽宁的化纤厂建在辽阳，天津的建在北大港，上海的建在金山县的金山卫，四川的建在绵阳。鉴于化工企业易污染环境，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问题和建厂质量问题。他说，“三废”确要注意，建设起来之后再去处理，费事。进口变快，但更要保证建厂质量。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我国顺利解决了引进四套化纤设备和几套化肥设备、部件的问题，迈出了７０年代引进成套设备的第一步。
(摘编自《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１/程振声/文)
赵尔陆上将含冤逝世真相
赵尔陆，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建国后，先后担任国家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开始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被打倒，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便成了国防工业战线上的斗争对象。１９６７年１月，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赵尔陆被折磨得既疲惫又憔悴，本来合体的军装，此时穿在身上晃来晃去，又肥又大，已失去了昔日上将的风采。此时，周恩来出来对赵尔陆进行了第一次保护。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将赵尔陆交给了叶剑英和聂荣臻，让他们把赵尔陆安排到北京的西山休息。但赵尔陆放心不下工作，不久又回到单位。接着，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代表时，对赵尔陆进行了第二次保护。他对群众代表说：“你们不了解党的历史，你们说罗、赵合谋，这是不符合党的历史的。”
更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说保护赵尔陆的讲话，没能及时传达下来。毛泽东对女儿李敏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
压抑、痛苦、委屈，让赵尔陆心力交瘁，心脏病和哮喘病严重并发，但他身边没有医务人员，没有急救药物，甚至没有一个人。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一代名将静悄悄地离我们远去了。
“文革”中，对赵尔陆声讨的最大罪名，是１９６５年将国防工业部与有关国防研究院合并，又称为部院合并。在无休止的负面宣传下，激起国防科研系统许多人的不满和愤怒。这一罪名对于了解中央是如何研究决定部院合并过程的赵尔陆来说，让他处于极度为难、委屈之中，但他却只字未提，默默承受。部院合并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经过中央多次讨论研究决定下来的，并且是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下发后而实施的。
“文革”结束后，薄一波拉着赵尔陆女儿的手说：“你爸爸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摘编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４．５/张开善/文)
加拿大总理访华时的特殊礼物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特鲁多为这次访华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为准备赠送中国人民的礼物，特鲁多费尽了心思。送什么呢?他为此召开过专门会议，搜集建议。有的说，中国有久远古老的文明，我们就送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艺术品面具或者图腾柱；有的说，中国移民对加拿大铁路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送一座表现华工含辛茹苦修铁路的铜雕；有的建议赠送加拿大博物馆珍藏的一两件中国古文物。
对大部分建议，特鲁多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将加拿大珍藏的中国古文物回赠北京的建议，他一听就立即反对。他懂得中国的近代史，从中国流出国门的文物，不是被偷走的就是被抢走的，以此做礼，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后来决定送什么礼物的契机是这样的。外长夏普告诉特鲁多，不久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社交活动，其中给各国外交官猜的中国灯谜中，有这样一条：在这个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人是谁。宾客列举了许多，但都被否定了。最后，一个刚随父母移居法国的中国小学生猜对了，是白求恩。当时，在场的一个加拿大驻法外交官说：在加拿大，没有什么人知道白求恩是谁。但是，出谜语的中国大使馆职员解释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家喻户晓，连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上都在讲白求恩的故事。８亿中国人，至少有６亿知道，理所当然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人。
特鲁多听了这件事陷入了沉思，回忆起他从政前，率领法语地区文化代表团访华时，在中国各地考察访问时的情景。所到之处，人们一听说他们来自加拿大，脸上就会出现发自内心的真诚和亲切的笑容，他们就会得到格外热情的款待。
特鲁多深知白求恩名字的奥妙，它是联系加中两国的精神纽带。他让人到安大略省白求恩的老家去了解，获知白求恩生前在家乡尚留有一批遗物，特鲁多很高兴，并找到了访华时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最好礼物，白求恩生前使用过的医疗器械。
(摘编自《中外书摘》２００４．５/陈敦德/文)
蒋介石的密嘱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西安事变是历史的正确选择，但它为什么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突然爆发?六十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４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事宜。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大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从６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师以上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１２月９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市各报亦不必发表为妥。
当张学良、杨虎城获悉《大公报》将发表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举行紧急密商，决定１２日晨对蒋实行“兵谏”。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晨，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为杨虎城部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这封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摘编自《军事史林》２００４．７/曾道红/文)
“文革”后期的“批黑画”运动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７０年代，在百业萧条时，中国的外交事业却异乎寻常地出现了令人兴奋的成就。随着外交工作的展开，访问中国的外国人不断增加，国内各大涉外宾馆也相继建成和投入使用。到了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指示，集中一些著名的中国画画家，让他们创作一些非政治题材的作品用以装饰宾馆(所以又称为“宾馆画”)，也可以作为外贸出口换取外汇。
１９７４年，周恩来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批林批孔”运动的矛头指向了他。“四人帮”为攻击和诬陷他，挖空心思组织了针对“黑画”(中国画)的一场批判运动，并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黑画展览”。随后，各地也纷纷仿效。
黄永玉的一幅猫头鹰，只因为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就被诬为对社会主义不满。许麟庐的一幅国画，画面上有一颗白菜、三个柿子，竟被指责为用谐音“三世清白”来为自己的“反动家庭”翻案。又有一幅国画，画着伏在石头上的鸡，竟被指责是以“危机四伏”来攻击社会主义大好形势。还有一张不知谁画的风景画，画上有一座五孔桥，桥上有七八个行人，好，这就是“攻击五七干校”。宗其香的一幅《三只虎》，只因为画面上有三只“虎虎有生气”的老虎，被人说成是暗指林彪，是为林彪鸣不平，企图翻案等等，这还了得?此外，还有李苦禅的《荷花图》、南京艺术学院陈大羽的《迎春》等。
批判“黑画”时，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许多人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的，甚至有的“黑画”居然一眨眼就不见了。很多观众还对着“黑画”临摹，组织者来了就停手，一离开就又忙着勾勒。有的临摹者还根据线索找到画家，成了他们的学生和助手，这大概是组织者想不到的。
１９７５年夏，江青因《红都女皇》的事件栽了跟头，“四人帮”也被毛泽东含蓄地批评，这时邓小平重新出山。毛泽东一言九鼎：“国画，大泼墨嘛，怎么能不黑呢?”于是，对“黑画”的大批判也就戛然而止。
然而，戴着黑帽子的“黑画”画家还没有轮到平反，一场突如其来的“评《水浒》”运动又兴风作浪起来。“黑画”的真正平反，那是“文革”结束后的事了。
(摘编自《文史精华》２００４．６/散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