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的故事
小李在湖南长沙一个房地产经纪公司上班。公司在市中心，小李租住的房屋在郊区，他每天早晨6：30出发，晚上大约8点回家，上下班的通勤时间至少3个小时。公司实行业务提成制，卖出或租出的房子多，挣到的收入就高。小李必须寻找客源，推介房屋。每天回到家时，小李常常是唇干舌燥，筋疲力尽。尽管如此，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他需要挣钱付房租，供养将近两岁的女儿以及在家带女儿的妻子。之前长达4个月的失业差点让小李一家揭不开锅。
2012年，小李从一所民办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长沙建材市场的一家陶瓷店里帮人卖瓷砖，1年后在一个电器长沙代理商手下做销售。当时他有一间免费宿舍，工作也不是很累，但每个月3000元的收入实在太低。2016年结婚后，小李明显感到入不敷出，于是辞职到了一家产品策划公司。策划公司给出的月薪是5000元，但小李工作3个月后才发了1个月的工资。迫不得已，小李再度辞职，经历4个月的失业后来到了目前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小李失业时，全家靠着结婚时留下的一点彩礼渡过难关。经济再困难，小李也没有向父母张口请求支援，一是已不再外出打工的父母实际上没有什么钱，二是他与父母的关系比较疏淡。在小李的记忆中，小时候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父母。小李与外公外婆感情更深厚，外公外婆从他1岁开始带他，直到他去县城读寄宿初中。
生于1990年的小李属于典型的“农二代”。一些“农二代”的特征是：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成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带大；长大后在城市工作，但户口在农村。“农二代”源于特殊的城乡分割体制，这一群体目前已超过1亿人。
庞大的“农二代”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关注是带着歧视和不理解的眼光。他们或认为“农二代”经历过留守，从小缺少关爱，性格上可能存在缺陷，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或认为“农二代”是农村回不去，城市留不下，好似“漂移的浮萍”，迟早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被标签化的“农二代”
小李并不缺少关爱，无论是生活上、学习上，外公外婆对他都尽心尽责，给他做饭，送他上学，监督他做作业。在县城读初中时，外公定期去看望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一定留上一碗送到学校。按照中国的“隔代亲”传统，大部分留守“农二代”的童年和少年应该和小李一样，尽管父母不在身边，但不会缺少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关爱。我倒觉得，在感情方面，“农二代”的父母可能失去更多。这群被卷入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农民，迫于生活压力，离别儿女，在工厂、城市从事繁重、辛苦的工作，不能见证子女的成长，不能与孩子亲昵，享受不到天伦之乐。因为与子女聚少离多，缺乏感情交流，子女对他们实际上是有隔膜的。
小李也不孤单，他和3个年龄相仿的表姐弟在一起，表姐弟的父母在廣东打工，同他一样，属于留守的“农二代”。即使没有3个表姐弟，小李也很容易找到其他玩伴。正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关爱和不缺玩伴的农村环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二代”小时候的感情需求。我曾就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问过一些县乡基层干部，虽然有多种说法，但大部分人的观点是：孩子们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平常和村里其他孩子一起疯玩，玩累了就睡觉，哪有什么心理毛病？
当然，这并不是说与父母分离这一事实对留守儿童完全没有影响。首先，孩子与父母的感情是爷爷奶奶无法替代的，如孩子会觉得父母在身旁更安全；其次，相对于父母，爷爷奶奶的教育水平更低，处事的方式更传统，传授的处事规则孩子未必接受。但是，与父母分离这一事实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也不至于严重到普遍产生心理疾病甚至出现反社会行为的程度。我的一位同事曾受某单位邀请，到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中学对农村留守儿童做心理疏导，这是该单位定点帮扶的一个项目。经过几天接触，同事发现，这些农村留守儿童没有一个有心理疾病。由于学习压力相对较少，孩子们实际上更开心，比一些城里的孩子更阳光。
自卑、冷漠等心理疾病及反社会行为主要源于社会、学校，甚至家庭的歧视、疏离和排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大部分经历过留守的“农二代”一定有心理疾病，将这一庞大的群体贴上特殊的标签，工厂、大学、政府部门可能会在招工、招生、招公务员中采取特殊政策，使得“农二代”感到自己被歧视、疏离和排斥，结果反而造成冷漠和反社会行为。这才是社会要避免的。
“漂移的浮萍”？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小李也没想过要回老家。尽管他的户口仍在农村，那里有他父母建好的、今后由他继承的一栋楼房，还有肥瘦不均的六七亩耕地。小李清楚地知道，回农村不仅意味着被现代生活所淘汰，被外人认为没能力，要听村里人的闲话。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女儿将离开现代的生活环境，失去城市孩子能享受到的教育和各种资源，十多年后还要像他一样经历如何跳出“农门”的艰辛，这是小李夫妇不能允许的。
事实上，无论是读过职业技术学校还是随父母打工做生意，像小李这种在城市生活并已适应城市生活的“农二代”，绝大部分都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首先，农村那几亩承包地可以挣到的收入实在太少，而其它就业、挣钱的门道并不多。其次，他们的朋友和社交圈子主要在城市，离开城市后可利用的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本更少，失业和陷入生活贫困的风险实际上更大。第三，最根本的是城乡生活条件和方式的根本差异。城市不仅基础设施好，街道整洁，生活的小区干净卫生，更容易获得就业和文化生活的各种信息，而且城市生活更便捷，购物更方便，文化更多样，娱乐生活更丰富。在城市可以摆脱很多农村传统和关系的约束，不会有人逼你随份子去七亲八戚那里喝酒上礼，也不会有人隔三差五向你借钱。至于像小李的女儿，称为“农三代”也好，新市民”也罢，她对农村既没有记忆也没有印象，就更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了。
那些小时候或青少年时期没有在城市生活过的“农二代”，对城市亦表现出强烈向往。举个例子，这几年讨论比较多的一大社会现象是农村男性青年因为支付不起聘礼而娶不上媳妇。然而，2017年我在河北大名县和馆陶县调查时发现，如果“农二代”男性青年在城市有比较稳定的职业，收入较高，女方要求的聘礼反而少，甚至出现女方倒贴嫁妆的现象。聘礼高的是那些收入较低且工作不稳定的“农二代”男性青年。而且，在聘礼中，大头是必须在城市购置一套商品房。所以，目前部分地区农村男青年找对象难的主要原因是，“农二代”希望离开农村，在城市定居生活。由于不是每个“农二代”都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女性青年便利用其数量相对较少、谈判地位相对更高的优势，优先选择有能力在城市生活定居的男性“农二代”，或以高聘礼方式迫使那些能力一般的男性“农二代”转换生活方式。
当然，因为生活经历和家庭的关系，部分“农二代”可能更喜欢农村的生活方式，更愿意从事农业，但是否如愿有时并不取决于个人兴趣。2018年9月，我在广西农村调查时，遇到了一位回乡发展的“农二代”韦先生。韦先生30岁左右，有文化，懂经营，曾在沿海一城市做生意，规模虽不大，但每月都有稳定收入。韦先生的家乡是贫困村，为了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这几年政府以项目形式投入了一定的发展资金。韦先生认为这是返乡创业的机会，于是放弃了城里的生意，回村担任村支书，组建了一个种植业合作社。我们见面时，韦先生虽然仍对合作社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但也承认没想到农业投资需要这么大，关系这么复杂，农业挣钱这么难，流露出后悔返乡之意。
所以，非常明显，大部分“农二代”的出路必然是定居、生活并最终融入城市。他们的选择或因为受城市生活方式和就业机会吸引，或因为受农村经济所迫。当然，大部分“农二代”融入的城市未必是北上广深等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而主要会是离家乡较近、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地级市和县城。“农二代”生活和定居在城市的速度和数量取决于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最终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均衡：对于一个“农二代”劳动力来说，无论选择在城市还是农村生活，生活水平和质量对他来说无太大差异。
“农二代”进城定居和生活将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结构，因为人口聚集将带来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毫无疑问，“农二代”进城也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出新的要求。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的“农二代”，其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应当逐步提高并最终达到与城市居民相等的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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