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曾用名丰润、丰仁、婴行，号子恺，字仁。汉族，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丰子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他的文章风格雍容恬静，漫画多以儿童作为题材，幽默风趣，反映社会现象。
丰一吟，丰子恺的小女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1929年5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曾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和中苏友协俄文学校。1961年起历任上海编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译员，1980年进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996年任浙江省金华县丰子恺研究会名誉会长，后任桐乡丰子恺研究会顾问，2010年任上海卢湾区丰子恺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丰子恺研究工作，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你可以叫它客厅，也可以叫它卧室，或者是书房，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就是丰子恺小女儿丰一吟的天地。父亲留给她唯一的字画挂在墙上，很小，却已足够。2011年3月19日是长乐�日月楼开放一周年纪念日。这事全靠八十三岁高龄的丰一吟张罗着。她说，眼前的事她常忘记，往事却依旧清晰。
一路逃难，从缘缘堂到日月楼
丰家祖上在浙江石门镇开了家染坊，名号叫“丰同裕”。几年前有友人也用同一名称在石门镇附近开了业，也算是百年老店了。
我爸爸也是在镇上出生的，老房子在大井头一号，爸爸管它叫“缘缘堂”。 造缘缘堂的时候我才五岁。我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
有意思的是，缘缘堂的雏形却是在上海。我爸爸住在江湾永义里的一个宿舍里，当时他正在立达学院教书。1927年初秋，弘一法师来到上海，住在他家里。爸爸要求恩师为他的寓所起名，弘一法师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爸爸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取名为“缘缘堂”。遂请弘一法师写成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寓所里。我们家后来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都把缘缘堂的匾额挂在居屋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
按我爸爸的说法，当时的缘缘堂还只是“灵的存在”，真正给它赋形，要到1933年。那年春天，爸爸用积攒起来的稿费，在故乡桐乡县石门湾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的后面建造了一幢三开间的高楼。这就是真正的缘缘堂。因为弘一法师写的匾额太小，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重新题写。
1938年1月，缘缘堂被侵华日军焚毁。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爸爸曾回故乡凭吊缘缘堂遗址。
1985年，缘缘堂由桐乡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广洽法师捐资重建；1998年，在丰同裕染坊店旧址上，又兴建了丰子恺漫画馆。馆外的围墙内侧，刻的都是我爸爸的漫画。现在对游客开放的缘缘堂是1985年重建的，里头展览着爸爸一些作品的复制品，真迹收藏在库房内。
之后关于家的记忆，就是全家人一直跟着父亲辗转逃难，从石门、萍乡、长沙、桂林、遵义到重庆。住的房子都很简陋，每到一个地方就买几件最简单最便宜的竹制家具，搬走的时候可留下。抗战胜利后又到过杭州、厦门。
再后来我们到上海定居。一开始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里。附近的住房挤满了人，每天马桶拎进拎出，空气很差，家里人几乎都得了肺病。后来搬到长乐�感觉像到了天堂。
上海长乐�的日月楼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房子。长乐�以前叫凡尔登花园，位于陕西南路三十九弄（丰子恺旧居是九十三号）。那里都是三层高的小洋房,每个洋房自带一个小花园。凡尔登花园建于１９２５年，是华懋地产和安利洋行的合作项目。这个地块最早属于德国侨民乡村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法租界当局想没收该俱乐部。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反对，法租界当局只得出钱购置了这批土地和房屋，并以法国地名凡尔登命名。当年，凡尔登花园的内部装修是相当讲究的，各户入口的门斗上都有欧式装饰，底楼有小卫生设备一套，三楼有大卫生设备一套。
我清楚记得搬进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当时哥哥姐姐都成家了，只有我和弟弟还跟父母住。那时爸爸因为肺结核在医院治病，所以是我和弟弟先住进去的。爸爸看到那么好的房子高兴极了，叫它 “日月楼”。
2010年，丰家一个亲戚好心买下了九十三号的二楼和三楼的租赁权，改造成丰子恺故居。可惜一楼那户人家要价太高，死活不肯搬。故居是去年正式开放的，每周二、四、六、日免费开放。二楼摆放着展柜，三楼陈列着老照片和作品，都是复制品。
手足至亲，
哥哥把父亲的画送给了我
我们一家兄弟姐妹有七个，我排行老六。软软其实是姑姑的女儿，因为当时姑姑与软软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软软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姑姑也是很有性格的一个人。她读过书，是新派女性，结婚后依旧喜欢跟异性朋友来往，比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她婆婆因此就不高兴了，不许她出门见朋友，还要求她完全听丈夫的话。后来，两人只好离婚。哪知离婚后，姑姑才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生下的女儿软软就算过继给爸爸了。
我们手足很团结和气，不过大哥二哥小时候欺负我的事情倒还记得。当时小弟刚出生，上头的三个姐姐都去照顾他了，我只好和两个哥哥玩。他们总是念诗来作弄我，把“吹彻小梅春透”里的“小梅”两字说得很响。我们家乡话里“小梅”和“小妹”一个发音。所以每当我去应答时，他们就说没喊我。
不过长大后，二哥还是待我很不错的。爸爸1975年过世的时候，只留给我一幅字。二哥看我一幅画都没有，就把爸爸送给他的一幅漫画给了我。这两幅真迹，都挂在我的房间里。
这幅漫画的题目是《一叶落而知秋》。画里两个小孩欢欣地看着天上飘落的落叶，边上一个妇人摇着折扇看着他俩。字则是提醒世人“盛年不重来”的励志警句。
至于客厅里挂着的那些字画，就都是复制品了。
爸爸对我们子女的教诲很深，他曾经写了一封很长的家书叫《给我的孩子们》。他在信里写道：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
爸爸在家书里提得最多的是大哥瞻瞻，说他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什么事情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生活里的小小失意，比如花生米打翻了，嚼了舌头，小猫不肯吃糕了，瞻瞻都要哭得嘴唇泛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的泥人，他会特别当成宝贝。有一天失手打破了，就号啕大哭，用我爸爸的话说，“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心碎），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
还有一次，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爸爸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瞻瞻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爸爸从学校回来发现，他已经在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并把它裁破了十几页，还得意地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在瞻瞻看来，这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爸爸一个惊骇的“哼”字吓得哭了。
爸爸在漫画里画的最多的是大姐阿宝。有一回，阿宝拿了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还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妈妈连忙喊“龌龊了袜子”！然后立刻把阿宝抓到藤榻上，动手毁坏她的创作。爸爸猜她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
还有一次，阿宝讲故事给瞻瞻听，说到“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瞻瞻却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着到姑姑面前去求审判。我们兄弟姐妹就是这样没大没小，一团和气。
关于软软，爸爸也专门在家书里提及：“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令人欣慰的是，爸爸也曾为我单独写过一首诗。1945年7月，爸爸在成都为我写过一首题为《寄一吟》的诗。诗曰：
最小偏怜胜谢娘，丹青歌舞学成双。
手描金碧和渲淡，心在西皮合二黄。
刻意学成梅博士，投胎愿作马连良。
藤床笑倚初开口，不是苏三即四郎。
诗里的“谢娘”是东晋谢安之侄女，谢安极怜其才。看来爸爸对我画画唱戏的才能还是感到些许欣慰的。说到这里，下面我想讲讲记忆里画画唱戏的趣事。
父亲非但不责怪我逃学听戏，
还请了男旦来家里教戏
爸爸画得最多的是大姐（作品《阿宝赤膊》）和大哥（作品《瞻瞻底车》）。我年纪小，基本上是轮不到做模特的。我名片背后的那一幅漫画可能是唯一画我的一张。
那是在遵义，我十二岁。那天，我正在纸上涂鸦，哪知爸爸躲在旁边偷偷画我。爸爸画速写的速度飞快。有时候看一眼就走，然后凭印象再画出来，所以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变成他的模特的。
我没有继承爸爸的画画天分。当时一路逃难，我只在初中上了一年级，然后伤寒之类的毛病不断，所以功课落下太多。爸爸就送我去艺专。他说，女孩子可以学点应用美术。所谓应用美术就是设计手帕、花布之类。怎奈我这个人天生没创意，叫我设计就头大。不过我最厌恶的还是英语课，所以一有英语课，我肯定逃学去听京戏。
在艺校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十几岁的大姑娘了。当时我家在杭州西子湖畔，学校在孤山，我每天都是走过西泠桥去上学。逃学听京戏的事情，爸爸是很久以后才发觉的。不过他非但没有责骂我，还请了个男旦来家里教我唱戏。我和大姐都乐坏了。
其实爸爸自己也是偶然喜欢上京剧的。那时我们在重庆买了一个留声机和一大堆“闷包”打进的旧唱片。其中有梅兰芳的段子，爸爸就喜欢上了。家里最喜欢京剧的是大姐和我，爸爸就把杭州大世界的男旦请来教我们唱戏。记得那天，杭州大世界的那个男旦教我们的是《打渔杀家》和《霓虹关》。
我直到现在还喜欢听京戏，至于画画还真是生厌了，除非是别人特意来求。不过我终究还是丰子恺的女儿，爸爸对我学画画也不曾放弃。1947年和1948年，他两次带我拜访梅兰芳先生，此后又带我赴台湾举办画展，意在增加见识，扩大眼界。
我画画不卖高价是向父亲学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父女俩开始合作翻译外国文学和艺术教育书籍。比如孔达赫强的《中小学图画教学法》、霍兹的《朝鲜民间故事》、华西那・格罗斯曼的《音乐的基本知识》、格罗静斯卡娅的《唱歌课的教育工作》、加尔基娜的《小学图画教学》、梅特格天和车含娃的《幼儿园音乐教育》，以及柯罗连柯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爸爸和我合译的时候并不是生硬地每人各译一半，互相校勘，而是很密切地合译。每人备一册原本，相对而坐，每句都由两人商讨，然后由我执笔写上去。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日月楼里完成的。
我爸爸后来画过一幅《日月楼中日月长》的画送给新加坡的广洽法师。画面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小弟丰新枚，题词曰：“余闲居沪上日月楼，常与女一吟、子新枚共事读书译作。写其景遥寄星岛广洽上人，用代鱼雁云尔。”
我有时候有意无意也会为父亲的创作提些建议。比如我爸爸过去曾把自己的散文结集出版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等，是我建议他再出版《缘缘堂续笔》的。爸爸觉得有道理，并在他去世前完成了写作。
爸爸去世后，整理他的作品成了我的工作。记得有好几篇文章提到他的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说这幅画里的月亮画错了，把新月画成了残月，并称之为“美丽的错误”。我觉得一个画家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来，但对别的门类不一定样样精通。记得爸爸画错的还不止这一幅画呢。
1935年的新年，他画了一幅彩色立幅，随《中学生》杂志赠送。画的是一叶小舟，上有三个扳桨的人，面向着对面的朝阳，背向着看画人。画的主题表示向光明的彼岸进发。有朋友向他指出：“你画错了！这三人都在倒扳桨，这船不能到达光明的彼岸，却在那里向后退了。”我爸爸听了这话，虽恍然若悟，但感到有点犯难。要他把扳桨的人画成背对着太阳，似乎表现不出向光明的彼岸进发的意义。
第二天他起了一个大早，特地到湖边雇了一只船实验了一下，打算向着太阳推桨。但非常吃力，还被船夫笑话了。于是他就服气了。可是，他很难重画这幅画，只得自我解嘲说：“我悟到了向朝墩划船的两条哲理：你倘要省力，要速成，要舒服，要不被人笑，须得背光明。你倘要向光明，只得吃力一点，迟进一点，用一点劲，再被人笑几声。”虽然这么说，我爸爸还是认识了错误。
还有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爸爸画了一个坌地的人。他前面是坌松了的土，后面却是一片平平的未坌过的地。我那农村出身的姐夫向他指出：画错了！坌地应该向前坌，而不是向后退。如果向后退，坌出来的泥块把自己脚下的地面盖住，怎能再继续坌呢！他听了恍然大悟。
按说，我在临摹爸爸的画时，遇到这一幅，理应把月亮改一下。我也确实试过把它改成新月。可是我不懂天文，谁知道那新月的方向是否画得准确呢？只怕弄巧成拙，以至于我知错未改，仍照父亲的样子画了，挂在天山茶城的“丰子恺艺林”店里卖，居然也卖掉了两幅。如今还有重画的挂在那里。
现在我这么大年纪了，来求画的人还是有很多，就不停地忙于“还债”。就我本意来讲，我乐意满足求画者的要求，但实在是年老体衰，不堪重负了。为了生活所需，我也卖画，但从来不卖高价。这个原则也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
记得我爸爸在1936年的时候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并以此鞭策自己。他在信中指出：“盖艺术品犹米麦医药，米麦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饥，医药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疾，艺术品贱卖可使大众皆得欣赏。米麦与医药绝不因贱卖而失却其营养与治疗之效能，艺术品亦绝不因贱卖而降低其艺术的价值。盖‘艺术的价值’与‘艺术品价值’原是两件事也。”
基于这样的观念，所以我有时还压低价格甚至义卖画作以支持公益事业。
父亲比李叔同任性多了
有些资料说我爸爸从小在女孩堆里长大，性格十分温柔。其实没这回事，他有些时候非常主观，非常任性，我觉得这样的任性也是他能画出好作品的原因之一。我妈妈毕业后当了美术教师，但一结婚就做了家庭主妇。妈妈倒是个温和甚至软弱的人，家里都是爸爸在当家做主。爸爸的任性时常体现在小事上。比如在日月楼的阳台上睡午觉是他天大的事情。每次工人给地板打蜡把他的拖鞋挪了地方，他醒过来就要发脾气，说以后别给我的房间打蜡了。
我爸爸的任性还体现在他很喜欢自由，一有可能就会马上辞掉工作，闲居在家，因为他不喜欢受拘束的生活。在家里他可以随意生活，想喝酒就喝酒，想画画就画画，想写文章就写文章。他甚至一天不画就感到难受。
国内很多人曾写信向我爸爸求画，他逢信必回。即使是陌生人求画，他也尽力在一个星期内回信、赠画。我爸爸一生淡泊名利，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译、写文章，下午画画。他喜欢喝绍兴黄酒，每次喝点酒，画起画来就一气呵成。他写作、翻译速度也很快，字迹干净工整。我原来对这些没有什么感觉，以为本该如此，等父亲去世后，通过比较才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都说爸爸和李叔同有缘。弘一法师是爸爸一辈子的老师，爸爸很敬仰他，经常和我们讲关于李叔同的故事。
他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描述与李叔同初遇的情景：“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门进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歌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失。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稳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爸爸告诉我，李叔同上课非常认真，上课之前总要先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好这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在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到来。因此每到上他的课，再顽皮的学生都不敢迟到。
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带着我爸爸去杭州的一条陋巷里访问马一浮先生，又把他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爸爸和其他与之亲近的友生，还介绍夏�尊先生给爸爸继续授日文课，并介绍日本画家给爸爸，让他陪着日本画家去西湖写生。
李叔同在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把我爸爸、叶天底、李增庸三位学生叫到他自己的房中，几乎把室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了他们。第二天，三位学生送先生至虎跑寺。李叔同送给爸爸的是一个亲笔自撰手卷，其中有《金缕曲》。我爸爸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他展开这手卷来给我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对我说：我写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后来大师圆寂后，我爸爸把此手卷上的诗词制版刊在了《前尘影事集》里。
除了做学问，爸爸的一些小习惯也要模仿弘一法师。比方说写信的时候一定要先写信封。爸爸一边写一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
弘一法师有次来我们家做客，他的一个动作让我们觉得很有趣。他要先把藤椅摇一摇，把小虫子抖搂出来后，才肯安心坐下。
爸爸学佛法就不讲究这个，而且还不忌口，特别喜欢吃虾和蟹。别人问他，你怎么可以吃荤腥？他就说，不出声的我就吃。
弘一法师曾在我们家住过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他和爸爸朝夕相处，其情形犹如我爸爸在《缘》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每天晚上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弘一大师的言行、思想与品格以及信仰深深影响了爸爸。爸爸皈依的地点就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缘缘堂”的钢琴边上，时间是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他生日的这一天，大师为爸爸取的法名是“婴行”。
至于从小受佛教熏染非常深的我，后来拜弘一大师的弟子广洽法师为师，皈依佛门。■
（责任编辑/金 翎）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