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人文学者，长期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诗人。 梁启超（1873―1929）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学问家和教育家，是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九个子女中有三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梁门三院士”。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他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第一届院士。
梁思成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先住在天津，后到北京，曾在北京汇文学校及崇德高小读书，1915年入清华学校。由于书香世家的熏陶，梁思成学习特别刻苦。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同学们称他是“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梁思成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2月获学士学位，当年6月获建筑系硕士学位。1927年7月至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
在梁思成赴美留学期间，父亲梁启超一直跟他通信，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成长，讨论做人、做学问的各种问题，给予具体、中肯的建议。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殷切教导，一直坚持到1929年去世。
1928年梁思成学成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之后陆续担任了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他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这期间，他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他还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他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一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二十余年。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
1950年，梁思成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写给彭真书记、聂荣臻市长、吴晗副市长一封信，对都市计划委员会机构、任务、方针、人选及工作重点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要求都市计划委员会要健全机构，改组现有的委员会和常委会，要取得中央与市政府的双重领导，要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研讨重要建设问题，要明确任务、方针，统一协调，同时强调都市计划委员会要成为有实权的决策机构等。
梁思成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等。
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1965年，梁思成终于写出了上半卷。这时他虽已六十五岁了，身体又多病，但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再干他一二十年。”然而，不久厄运降临。在“文革”中他遭到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于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比其他子女更幸运的是，梁思永继承了父亲的文史专业，从他那里得到了直接的教诲和提携。梁启超晚年告别政治，专心治学，在文、史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其中对新史学的提倡尤其用力。1901年，梁启超首倡“新史学”，那时他已注意到考古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梁启超希望“子承父业”， 更是希望考古学这门新生的学科能在中国扎根、生长，所以让梁思永留学美国专攻考古学。
1926年冬，李济、袁复礼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挖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现代考古挖掘。梁启超不仅支持这次挖掘，还希望梁思永能参与其中。
1927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一年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梁启超的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不领薪水。梁启超把梁思永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梁思永凭借在美国所学，对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他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硕士论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梁思永成为接受现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人。
1930年回国后，梁思永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此后六年间，梁思永全力参加田野调查和挖掘工作。1931年1月，梁思永与表妹李福曼在北京结婚。结婚三个多月后，他便告别了新婚妻子，奔赴野外，从事河南安阳小屯的发掘工作，秋季便转到山东参加城子崖发掘工作。梁思永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这是梁思永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做出的一个极大贡献。
1934年，由梁思永主编的发掘报告《城子崖》出版了，这是第一部由中国的考古机构组织挖掘并由中国的考古者自己编写的田野发掘报告。梁思永当年在《城子崖》报告里开创的田野发掘报告的基本体例，至今仍在沿用。
1934年秋季，年仅三十岁的梁思永担任负责人，主持第十到十二次的殷墟发掘工作。发掘规模的宏大、田野工作的精细以及考古收获的丰富，在国内是空前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考古组一路迁移，从长沙到桂林，又辗转到昆明，最后来到四川西部小镇李庄。梁思永与李济、董作宾成为考古组的三个核心人物。1939年，梁思永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1941年梁思永患气管炎，后转为肺结核，当时医生称为“奔马痨”，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但他挺了过来，在病床上着手撰写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报告。李济说：“这位天才考古学家关于侯家庄王陵的报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组的珍品之一。”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因所长郑振铎还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所以，考古所的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由于工作辛劳，体力透支，到1953年，梁思永经常头痛，食欲不振，虚弱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小。1954年春，梁思永心脏病再度发作，4月2日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的第五子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门第三位院士。
他是梁启超晚年所得之子，最受钟爱，被父亲爱称为“老白鼻”（“白鼻”即英文baby的谐音）。但在梁思礼不到五岁的时候，父亲年仅五十六岁就病故了。梁思礼完全不曾靠他父亲的庇护。梁思礼1941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次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姐姐和姐夫的帮助下，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完成学业。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专业，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三年的课程，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专攻自动控制，1947年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划。
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
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世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又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 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的子女们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却皆“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