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的女儿。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她来到人间。我称她是党的同龄人。九十年来，从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直到老年时代，她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她在革命大风浪中成长，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见过许多革命伟人。她是活字典，也是历史见证人。当初的花季少女，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她的满头银丝，记录了随父母风雨同行、追寻真理的艰难人生。
少年时代――初见革命风云变幻
瞿独伊出生后，父母亲顾不上照料，她被寄养在浙江萧山老家，1928年才接到上海父母身边。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全国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迫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作为中央常委的瞿秋白和周恩来、蔡和森等，先期到达莫斯科做会议筹备工作。随后，杨之华带着小独伊躲过特务监视，悄然从上海外滩秘密登上客轮，到达大连改乘火车，穿越满洲里和西伯利亚，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莫斯科。
六大会址设在莫斯科郊区一座乡间别墅内。瞿秋白作为党的领导人，在那里集中精力，抱病起草《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和《政治决议案》，杨之华协助誊写会议文件，同时照顾小独伊，两人忙得不可开交。
会上，瞿秋白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并实事求是分析总结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他强调指出，南昌武装起义“绝非是党内盲动主义政策”。对自己领导工作期间的失误，则主动作了剖析和自我批评，痛感自己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和理论修养，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瞿秋白光明磊落，态度诚恳，党代会仍选举他担任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小独伊，在大会期间深得六大代表们宠爱，给紧张的会议带来勃勃生机。她生性活泼可爱，被大家视为“红色小公主”。会议休息间隙，代表们在异国他乡常常围着她逗乐，鼓动她唱歌、跳舞。小独伊毫不怯场，大大方方唱歌跳舞，博得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
六大会议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兼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杨之华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特别班的成立非同寻常。党中央确定一些革命骨干留在苏联，在中山大学开办特别班，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培养国内军事骨干。刘伯承、吴玉章、叶剑英、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都是这个班的成员，他们普遍革命资历深、年龄大，大家戏称特别班是“老头班”。
那时，杨之华只有二十八岁，是班里少有的女性。她生怕掉队落后，给女同志丢脸，所以学习特别努力，俄语进步很快，军事训练上也不怕吃苦，武器射击、越野冲锋等训练项目成绩都出色，而且篮球、排球、游泳等课外活动都积极参加，为特别班增添了活力和生机。
在中山大学，杨之华除参加特别班的短期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当时，比杨之华小四岁的王明，爱耍小聪明，善于走上层路线，凭借被委任为中国学生支部副书记的特权，拉拢一些人搞宗派活动。杨之华看不惯，而且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引起王明、康生等人的不满，他们一直想寻找机会整治杨之华。
当时莫斯科留苏人员中，江浙人较多，除瞿秋白、杨之华外，还有孙冶方、蒋经国、俞秀松、瞿景白（瞿秋白三弟）等人。他们身处异国他乡，节假日聚会热闹一次，本是人之常情。然而，王明等人却借题发挥，捏造了一个“反党小组织”――江浙同学会，并向米夫校长告密，致使四人被捕，十二人被开除党团籍。大家普遍不满，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申诉。
瞿秋白十分重视，派邓中夏、余飞等深入中山大学调查，并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达成共识，认为纯粹是冤案，宣布为受害人平反，“江浙反党集团”风波宣告结束。
此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莫斯科期间一直正常工作、生活。但因工作、学习任务太繁重，加之瞿秋白身体有病，需要杨之华照顾和治疗，压力太大，所以他们只好将小独伊送进红色国际儿童院住宿、学习。
起初每到节假日，瞿秋白、杨之华总是抽空赶到儿童院与瞿独伊团聚，带着她到附近森林里散步，采摘花草，讲革命故事，传播革命理想。那时，小独伊特别喜欢爸爸翻译的《国际歌》。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信念。
后来，爸妈还经常带她到刚刚从中国回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家里做客。
中国大革命期间，鲍罗廷曾经应邀来中国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1924年5月，鲍罗廷夫妇与瞿秋白、杨之华就已相识。
此后，瞿杨夫妇经常带着独伊到鲍罗廷家里玩儿，看望鲍氏爷爷、奶奶。
瞿秋白完全没有想到，此时中山大学米夫校长对他处理“江浙同学会”冤案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并伙同王明等人寻找机会报复。
1929年夏秋，苏联大规模开展“清党运动”。王明等感到良机已到，立即配合米夫校长，多方捏造瞿秋白夫妇的黑材料，密报共产国际，恶意歪曲诽谤。甚至指使人画漫画，把瞿秋白画成抽烟的猴子，贴在中山大学墙报上。杨之华看了气愤之极，当场将漫画撕毁，结果被米夫校长作为“对抗运动”处理，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第二年春天，清党运动结束，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将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余飞等召到办公室，宣读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声称瞿、邓、余领导了宗派活动，解除瞿秋白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杨之华受严重处分；邓中夏、余飞也被解除中共代表的职务。张国焘因善于投机转向，被继续留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
瞿秋白、杨之华遭受此打击，精神郁闷。恰好此时（1930年4月），周恩来从国内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提及中国革命斗争急需干部。共产国际决定派瞿秋白、杨之华和周恩来一起秘密回国工作，夫妇俩十分高兴。
为免遭国内白色恐怖残害，瞿秋白夫妇决定忍痛将小独伊单独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继续学习，并委托鲍罗廷代为照料。
1930年7月下旬临行前，瞿、杨极为繁忙，两人整天忙于共产国际总部的工作交接，还要匆匆收拾行囊，根本顾不上看望小独伊。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小独伊患病发高烧，幸有鲍罗廷一家人急送医院才脱离危险，转危为安。事后，杨之华赶到医院看望，她拉着独伊的小手含泪说：“你爸爸太忙，没有时间看你。”还谎称：“我们要到俄南方出差，回来再来看你。”
在小独伊的脑海里，爸爸妈妈是出差去苏联南方，根本没有想到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父母秘密回国后，立即投入革命工作。瞿秋白、周恩来很快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在上海主持召开三中全会，妥善纠正李立三错误路线。他们一致认为李立三同志只是个别策略问题的错误，不是全局性的错误，同时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共产国际却通过新决议，将李立三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路线错误，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莫斯科对中国党的监督，而且派遣米夫来华主持此项工作，于是“左倾”宗派集团的魔影，随之从莫斯科悄然流窜到中国国内。
1931年1月7日，米夫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米夫以老子党的作风，拟定了一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迫使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离开政治局。随后又独断专行，把仅是普通党员的王明，荒唐地扶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位置。从此，我党的工作一直遭受“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
王明得势后横行霸道，滥用职权，撤销了杨之华中央妇委领导人的职务，不仅三年不给瞿秋白、杨之华分配工作，而且还停发二人工资，迫使杨之华一度到工厂打工。
1933年9月，他们又作出《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号召对瞿秋白开展无情斗争。此时，党内斗争混乱，严重影响地下工作，上海中央机关不断遭受敌人破坏，领导人先后被捕、叛变。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瞿秋白、杨之华为躲避敌人、叛徒追踪，不断变换住处，筋疲力尽。当年冬天，党中央突然通知瞿秋白立刻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工作。
瞿秋白重病在身，从上海到江西苏区路途遥远，需要有人照顾。他恳求让杨之华陪同前往，然而不被允许。
瞿秋白服从组织安排，利用冬夜天黑掩护抱病起程。他告别妻子时，还满怀深情地说：“再见了，我们一定能再见面的！”
杨之华没有想到，那次离别竟然是他们的永诀。
这期间，他们的女儿瞿独伊身处异国他乡，虽然离开父母已经五年，但因受到鲍氏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活一直幸福愉快。
然而，有一次学校组织外出旅游，十四岁的独伊中途发现苏联《共青团报》登了瞿秋白在国内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消息，她当即晕倒。此刻她才知道爸爸妈妈五年前就回国革命了。如今爸爸牺牲了，妈妈怎么样？她一无所知，悲痛万分。幸有鲍罗廷一家人悉心安慰、鼓励，瞿独伊才逐渐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决心化悲痛为力量。
不久，杨之华忍着丧夫之痛，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当选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留在莫斯科工作。
青年时代――经历炼狱和战火考验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杨之华奉命回国，瞿独伊同行。然而到达新疆时，当地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将我党应邀派往新疆帮助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以及由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杨之华等一百三十多人逮捕入狱。
年轻的瞿独伊在狱中经受严峻考验。敌人以为她年轻可欺，企图通过单独提审进行拉拢。他们劝诱说：“你还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马上就单独放你出去，还会帮助你找一份工作。”她大义凛然：“我决不单独出狱，也决不为你们工作。你们要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送回延安！”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被杀害后，瞿独伊参加狱中党支部组织的追悼会，并向党支部书记张子意申请入党。张子意赞扬她勇敢斗争的精神，说明狱中不方便发展党员，鼓励她继续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后来瞿独伊曾经回忆说：“近四年的监狱生活，是我革命生涯中的重要阶段，也是难以忘记的。在与敌人斗争中，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阶级的爱恨观得到了新的提高。”“由于久住苏联，回国时中文水平很差，我的中文基本是在新疆坐牢时跟难友们学的。”
四年后，经过组织营救，并由国民党好友张治中先生指派专人专车护送，一百多位难友分乘十辆大卡车，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过重重阻挠、破坏，终于安全到达延安。
毛泽东特意邀请杨之华、瞿独伊和弟媳朱旦华、侄儿毛远新等到家中做客，详细询问毛泽民等牺牲经过，安慰朱旦华、毛远新。而后又郑重告诉杨之华母女：“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后来，她们得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时，气愤地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瞿秋白同志是一介书生，在党内斗争中没有多大经验，王明、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被他们夺取了权力。瞿秋白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长征前夕毛泽东曾经提议让身体虚弱的瞿秋白、何叔衡等一道转移，遭到“左倾”宗派集团拒绝，以致瞿秋白、何叔衡等不幸牺牲。提及此事时，毛泽东认为那是“左倾”宗派集团故意并恶意丢弃瞿秋白等人，禁不住愤怒指出：“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和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到的！”
党中央对瞿秋白有了如此明确的结论，杨之华母女感到莫大安慰。事后，经过炼狱考验的瞿独伊，在延安再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由张子意介绍，她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妈妈的战友，可以告慰长眠九泉之下的“好爸爸”了，她内心充满了无限喜悦。不久，瞿独伊和丈夫李何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随部队转战四方，亲眼目睹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瞿独伊陪同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在天安门观礼台出席开国庆典，并奉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俄语播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半年后，瞿独伊和丈夫李何奉命到莫斯科创建新华分社。那是共和国新华社第一个驻外分社，任务光荣、艰巨，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好在两人都懂俄语，热爱新闻工作，他们互相配合，任务完成出色。李何还兼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特约记者，发回的新闻、通讯，极受国内读者欢迎。李何被选为八大代表，回国出席党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
周总理到莫斯科访问时，往往让瞿独伊陪同活动。有一次，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向苏联各界人士作报告，特地指定瞿独伊做翻译，一来因为周总理十分熟悉瞿独伊和其父母，视之为亲人。二来因为瞿独伊自幼在苏联长大，俄语说得流利标准，其身份和语言都是中苏亲密友谊的象征。还有一次，周总理访问苏联，公务极为繁忙，但仍念念不忘苏联老朋友鲍罗廷的家人，特地让瞿独伊邀请健在的鲍罗廷夫人到下榻的克里姆林宫做客。周总理见到鲍夫人身体健康，十分高兴，热情地拉着她的手，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并赠送邓颖超事先准备好的一份珍贵礼品。年迈的鲍夫人手捧礼品，热泪盈眶。分别时，周总理又紧握鲍夫人的手深情地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记得鲍罗廷！”并邀请她在方便时访问中国，看看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周总理作为大国领导人，处事周到细致热情的风格，让瞿独伊佩服感动，深受教育。
后来，瞿独伊因工作需要调回国内任职，仍与鲍奶奶保持联系，经常给她写信、写诗，报告妈妈和家人的工作、生活情况。鲍奶奶收到后，总是拿着信和诗，自豪地告诉亲朋好友：“我的中国孙女来信了！”让大家分享她的快乐。
瞿独伊的妈妈工作一直繁忙，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并当选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她虽然身居高位，但作风朴实，经常带病深入工厂，了解女工们工作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有一次，她到上海一下火车就直接住到工厂女工单身宿舍里开展工作。当时，她已是花甲老人，又体弱多病，市委领导人得知后极为不安，马上赶到工厂请她搬到市委招待所，并为她配备专车。她婉言谢绝，继续坚持在工厂住宿、在食堂吃饭，同女工一起穿着木拖鞋进澡堂洗澡。女工们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杨大姐”。
瞿秋白、杨之华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深受尊重，周总理、邓颖超等总是亲切地称呼瞿秋白为“秋白同志”喜欢尊称杨之华为“杨姐”。然而，荒唐的“文革”期间，“四人帮”康生一伙，无视党中央的结论，指使红卫兵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砸碑、挖墓。杨之华被污蔑为“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连当初入狱年纪尚小的瞿独伊，也“升格”为“叛徒”。家中老小统统扫地出门。著名作家茅盾老人极为气愤，冒着政治风险将瞿独伊偷偷藏在家中保护。
六十七岁的杨之华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对象，注销户口，押送秦城监狱，瞿独伊也被隔离审查。杨之华在监狱没有名字，只有数字代号，被整整囚禁六年，完全与外界隔绝联系，家人不知其死活。瞿独伊等多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专案组扣押不理，直到1973年周总理亲自干预，家人才被允许探望，但瞿独伊被列为“同案犯”，仍禁止与母亲见面。
那年10月，七十三岁的杨之华病情恶化，已是风烛残年，生活不能自理，她愤怒警告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
几经抗争，专案组才批准瞿独伊首次探监。不久杨之华含冤撒手人间，临终前她念念不忘对专案组说：“我的问题，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解决的！”这是她最后的遗言。
粉碎“四人帮”后，杨之华的历史冤案平反昭雪，党中央推倒了“四人帮”和“左倾”宗派集团强加给她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并对她的革命人生和历史功绩做出了高度评价，杨之华被列入我国杰出的女革命家名册。
老年时代――致力平反父亲的冤案
“文革”浩劫虽然结束，但是瞿秋白的历史冤案依然如故，对“叛徒”之说，既无人肯定，也无人否定。瞿独伊困惑不解：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就父亲历史问题当面说的话和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历史决议，为什么都不作数？
她决心在有生之年刨根问底，彻底搞清缘由，为父亲瞿秋白的不白之冤寻找公正、公道答案。
她四处奔波，不断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一些知情人，开展调查研究，追寻历史真相。
――她首先到北京医院，探访刚从监狱解放出来的革命老人陆定一。
“文革”前，陆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早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工作时，陆定一就是瞿秋白的战友。他虽然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身体欠佳，但头脑清醒、思维敏捷。面对瞿秋白被污蔑为叛徒的问题，他在病房里回顾往事，侃侃而谈：
那是1964年，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有一天毛主席突然关心瞿秋白问题，向我要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我马上送去香港出版的司马路著的《瞿秋白传》和《多余的话》。
毛主席看过后对我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瞿秋白亲自写的《多余的话》？”
陆老接着回忆说，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对我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而且说是原著，问我要不要。我说是伪造的，不要买……
随后，陆老继续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大家谈及《多余的话》，周总理曾经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实是瞿秋白的笔迹。陆老还说毛主席当时曾要我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告别陆定一后，瞿独伊又走访了杨尚昆同志。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原主任，不仅是瞿秋白在莫斯科的老战友，而且是领导层里经常接近毛主席的知情人。他回忆说：大约在1952年毛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后，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的，最多是动摇。但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那么写，还是可以谅解的”。杨尚昆表示：我没有听过主席说过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是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走访逐渐深入，收获很大，瞿独伊颇受鼓舞。
――接着，她又进一步走访了许多革命老前辈中的知情人，其中有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
安子文是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主管人事工作的重要人物，他回忆说，1963年初，有十来个人集中在刘少奇的会客室。刘少奇当时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那是在小范围内传达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并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当时一些同志在下面纷纷议论，认为这样说不怎么公道。但因毛主席是最高权威，一言九鼎，大家也不便多说，只是想等待中央正式文件宣布，但后来大家并没有见到中央就瞿秋白问题宣布什么文件，问题仍然是谜。
――随后，瞿独伊继续探访另一位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原副总理薄一波，想从他那里破解谜团。
薄老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同杨之华共事多年，关系密切。“文革”期间，他同样遭受“四人帮”政治迫害，在监狱关押多年，刚获解放。他见到瞿独伊十分高兴，马上询问她妈妈的种种情况。瞿独伊悲伤地告诉薄老，妈妈被“四人帮”关押近六年，已经迫害致死了，薄老听后十分悲伤，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当问到关于瞿秋白的问题时，薄老回忆说，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过去把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个责任应该由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毛主席还说，李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了，并称赞“瞿秋白当时是党内比较有威望的领导人，如果交给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那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萧三老人是文艺界革命前辈，瞿独伊也前往寻访。萧老回忆说，“1939年我在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我主动谈起老战友瞿秋白不幸牺牲，感到十分可痛可惜！当时毛主席沉默了许久，然后说：‘是啊，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呀！’”
――后来，她走访另一名著名老作家丁玲时，丁玲老人心直口快地坦言：“早在解放区，我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在走访过程中，有一次文艺界革命前辈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告诉瞿独伊：我父亲十分敬仰瞿秋白，两人关系很好。当年红军长征时，父亲曾经找毛主席问过“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
――革命老人廖承志是瞿秋白、杨之华的好朋友，他十分关心瞿独伊父母的事情。
1979年初，有一次瞿独伊在北京医院病房里探望廖老，廖老得知杨之华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死亡后极为伤心，接着谈起瞿秋白问题，他坦率地说：“独伊啊，你应该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给你父亲平反！”
瞿独伊犹豫说：“我父亲是中央领导人，应该由中央提，我作为女儿不好提平反的事。”廖老马上开导说：“正因为你是他的直系亲属就应该提，你不提谁来提？”
随后，瞿独伊就到在同一医院的另一病房看望陆定一，并转告了廖老的意见，陆老说：“廖公说得对，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为你父亲平反。”
陆老虽然是耄耋老人，但性格依然热情，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把瞿独伊找到病房说：“独伊，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吧，你看，我已经给陈云和黄克诚两位同志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提出为你父亲平反。”随即将信交给独伊阅看。
这么多革命老前辈，积极、热情关心爸爸的平反问题，瞿独伊深受鼓舞，极为感动。回家立即和家人起草给党中央的信，请求为父亲平反。
不久，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抽调有关专家、学者成立复查组开始工作。他们找瞿独伊谈话，安慰说：“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复查。你姑妈也写信给党中央要求为瞿秋白平反。”
在此之前，一些报纸杂志也开始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围绕《多余的话》发表评论，要求恢复瞿秋白革命烈士的本来面目。
――为了把问题进一步搞得更清楚，瞿独伊和女儿相约而行，决定走访当年参与杀害爸爸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
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抗日战争的淞沪战役、武汉会战以及阻止侵缅日军侧击滇西等战役中，均立过赫赫战功，获得勋章，被誉为“黄埔之光”。但他1933年率部队“围剿”苏区红军期间，对人民也犯下累累罪行，被列为战犯。1949年12月，他在四川被解放军二野五兵团俘虏，杨勇司令员接见他，勉励其好好接受改造思想，学习政治。1959年他被特赦，先后担任国家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为中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历史资料表明，宋希濂与瞿秋白见面是1935年。
此前的1934年10月，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身体虚弱的瞿秋白要求参加，但被拒绝。
随后，瞿秋白和邓子恢、何叔衡等被留在闽赣苏区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2月的春寒季节，他们在红军游击小分队掩护下，东奔西跑，辗转战斗。有一天来到福建长汀县一山村树林里，刚刚稍事休息，突然被敌人保安团重重包围。敌强我弱，红军小分队顽强战斗，奋力左突右冲，企图掩护几位领导冲出包围。但瞿秋白身体虚弱，筋疲力尽，实在跑不动，情况十分危急。作为队长的邓子恢执意背他走，瞿秋白说：“我病成这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了，你们快走吧。”何叔衡同志因年老体弱，在战斗中牺牲。只有邓子恢年轻体壮，顽强带领一部分红军冲了出去。
接着，瞿秋白被保安团捕获审问。起初敌人并不认识他，他自称叫林祺祥，职业是医生。一次次审讯，他始终坚持是林祺祥医生，丝毫不改口。
不久国民党获得情报说，在长汀县山林捕获的那个人是瞿秋白。指令保安团立即押送国民党三十六师部，由师部军法处长吴松涛负责审讯。
吴松涛例行公事地讯问，瞿秋白例行公事地回答：“我叫林祺祥，是医生。”几天审讯，他沉着镇定，始终不改口。吴松涛不耐烦了，有一次他突然拍桌子怒声说：“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依然坚决不改口。
然而，不久有人叛变，叛徒还被领到瞿秋白面前，他用脑袋担保，当面指认林祺祥就是瞿秋白。吴松涛狡黠地问瞿秋白：“你还有什么话说？！”
瞿秋白不仅神情淡定，而且幽默回答：“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几天我说的林祺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
军法处长高兴极了，马上向上报告。国民党高层立即授意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出面会见瞿秋白。
宋希濂当时心情复杂，他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要想拉拢共产党的大人物瞿秋白靠近国民党谈何容易！他中学时期就拜读过瞿秋白的许多文章，内心敬重瞿秋白的才华和为人，不想竟然在这种场合见到中共大名鼎鼎的瞿先生，处境尴尬。他立即指示下属在监狱给予瞿秋白“优裕生活”，企图用以柔克刚的手法软化瞿秋白。但多次劝说始终未能收效。1935年6月18日，他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指示，要下属枪杀了瞿秋白。
宋希濂是国民党军队参与杀害瞿秋白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他虽然是耄耋老人，但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四十五年后，他面对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寻访深感愧疚，思绪万千，情感复杂。当时，他前后花了四十多分钟，详细叙述了当年有关瞿秋白许多情况。
宋希濂说，瞿秋白先生在监狱确实写有《多余的话》，写好后委托师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关押期间，蒋介石曾经派出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是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
回顾往事时，宋希濂还对瞿独伊补充说，当年我曾劝你父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传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你父亲立刻反驳说，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接着，我又对你父亲说：“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苏区有价值的情况！”他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
那一次，双方谈论三小时，起初是以温和的方式开始，但两个人毕竟走了不同道路，立场相反，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双方言辞激烈，水火不相容，根本无法沟通。瞿秋白外表文弱，性格温柔，但内心无比坚定强大，他有自己的政治方向，而且坚不可摧。为了坚持政治立场，他已做了牺牲生命的准备。三个小时对话，动摇不了他的立场，结果不欢而散。
宋希濂将谈话情况向蒋介石如实报告，蒋介石极为恼火，6月18日决定密令宋希濂枪杀瞿秋白。
宋希濂指派师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向贤矩匆匆来到囚室单刀直入说：“瞿秋白，你多次说，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长命令，明天上午送你上路。”瞿秋白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傲然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第二天，瞿秋白穿了一身新衣服，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
宋希濂老人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怀着敬佩的神情说：“那天在刑场上，瞿先生先唱《红军歌》，后唱《国际歌》，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的口号，坦然英勇就义……”
过去，有些人对瞿秋白被捕后的表现和《多余的话》，曾经猜测、怀疑甚至批判过，尤其是康生，经常在毛主席面前借题发挥，歪曲历史，散布污蔑不实之词，致使毛主席对瞿秋白问题的表态，忽东忽西，背离中央决议，导致后来思想认识混乱。
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篡改。如今，当事人宋希濂老人面对瞿独伊的寻访，细说历史事实，真相大白，瞿独伊甚感欣慰。
与此同时，复查组也走访了许多同志，在上海召集二十多个知情人开座谈会。不久，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来临，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纪念大会。三百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周扬同志主持并作了题为《为大家开启一条光明路》的报告，我国革命元老谭震林、李维汉、袁任远和著名作家茅盾等先后发言。谭震林引用邓小平的语言说“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民主的”。李维汉也发言说：“他很讲民主。”李维汉还谈到八七会议后，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犯了盲动主义错误。但瞿秋白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代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但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陈独秀交谈。
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党中央又在中南海隆重召开纪念大会。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了报告，他特别说明瞿秋白同志生前身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随后对瞿秋白的革命业绩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后来在瞿秋白的家乡常州还建立了瞿秋白纪念馆，南京、徐州等地成立了瞿秋白研究会，先后出版了《瞿秋白文集》和《瞿秋白传》。
人们公认瞿秋白作为我党早期领导人，是政治坚定、才华横溢、作风民主，富有领导才干的革命家。但在“左倾”宗派错误路线迫害下，却英年夭折。瞿秋白英勇就义后，又长期被污蔑为变节、叛徒，遭受不公正对待。
“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云消雾散，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瞿秋白的墓碑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又重新矗立在陵园最高的位置上，供人们敬仰拜谒。
党中央领导人陈云、邓颖超等先后接见瞿独伊及其女儿女婿，嘱咐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瞿独伊性格开朗，喜欢唱歌，尤其擅长跳舞，在中央直属机关交谊舞比赛中曾荣获一等奖。有一年老干部春节联欢，笔者曾和她在人民大会堂共舞一曲，深感她舞姿优美，精力充沛。她对莫斯科感情很深，前些年她和当年一些在莫斯科儿童院学习的老同学，曾应邀返回莫斯科旧地重游，寻找童年美好的记忆。如今她在北京家中，也经常同那些老同学聚会，大家完全用俄语交谈，似乎又找到了第二故乡的感觉。近年，她的住房获得调整，客厅大而宽敞，房间多了，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快乐地安度晚年。她家明亮的客厅里，悬挂着父母年轻时的合影，她经常在父母照片下弹奏经典钢琴曲。
时光荏苒，岁月飞逝。时间一晃就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当年的小独伊，如今已成为九旬老人。无情的岁月，使她历尽沧桑，满鬓银发。但她依然精神矍铄，积极乐观，潇洒不减当年。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她和女儿、女婿不时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聚会，大家尽情欢歌笑语，忆往昔峥嵘岁月。
最近，中央宣传部等十一个部门，为缅怀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讴歌为中华民族做出不朽贡献的杰出共产党员，在全国开展“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评选活动。瞿独伊的爸爸瞿秋白名列前茅，被光荣评为感动中国的优秀人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在专题栏目里将他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列为首位人物进行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瞿独伊极为感动、欣慰，她深感：历史人物的千秋功过是非，终究须由人民公正评论，从此她的“好爸爸”作为“双百”感动中国人物被载入了共和国的光荣史册，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过去种种猜测、怀疑、污蔑，由此休矣！长期受尽冤屈的瞿秋白、杨之华，在九泉之下可以闭目长眠，宽心安息了。
瞿独伊访谈实录
时间：2011年6月14日下午
地址：瞿独伊家客厅
人员：瞿独伊老人，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女婿景同生，本文作者许人俊
许：独伊大姐，听说你搬家了，乔迁之喜，我特来祝贺。
瞿：你是老朋友了，好久没有来了，欢迎你常来。
许：你们的房子比过去大多了，装修后显得更宽敞、明亮，条件大大改善。我也为你们感到高兴。
瞿：中组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对我们非常关心，从贺国强、李源潮同志到下面的工作人员，都关心我们家人。我们非常知足，十分感谢。（瞿独伊全家人欢乐大笑。）
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你诞生于1921年，我一直称你是党的同龄人。今年，对你而言有特殊纪念意义，大家在祝贺党的九十周年华诞的同时，也祝贺你的九十大寿。我今天拜访你，还受《名人传记》杂志的委托，祝你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祝你们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瞿：谢谢你和《名人传记》杂志。
许：《名人传记》过去发表过有关你父母亲和你的文章，大家熟悉你的故事和历史，印象深刻，深怀敬意。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你又是党的同龄人，所以《名人传记》杂志特意约我写有关你和父母亲的故事。
当我把六年前的《名人传记》再次送到她手上时，她捧起杂志突然记起往事：哦！原来如此，我记起来了。过去，我一向不愿意人家写我，有些人胡编乱造。后来你说服了我，我勉强同意写。《名人传记》发表后，我们新华社的朋友电话告诉我，文章写得不错，我看了也感到不错，当时我表扬过你。谢谢《名人传记》还惦记着我！
许：你一向精神焕发，喜欢跳舞、唱歌，生活有规律，心态很乐观，你是我们的榜样！前些年，我和你在人民大会堂、玉渊潭公园曾经翩翩起舞。你今年九十高龄了，还照常唱歌跳舞吗？平常还有哪些活动？
瞿：生命在于运动，人老心不老，知足常乐，心态健康，生活有规律。这几条是我的体会和秘诀。多年来，我坚持唱歌跳舞，情绪乐观，有时在家里弹琴，听音乐，有时到院子里散步，玩玩运动器械。每个星期，我都要到万寿路俱乐部跳舞，参加集体活动。有时我邀请过去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老同学聚会，大家用俄语交谈叙旧。有时还邀请过去在新疆国民党监狱的难友聚会，回忆往事趣闻。按政策规定，我享受省部长医疗待遇，但是我没有大毛病，同医院打交道少，活得健康、潇洒、知足（哈哈大笑）。
许：你太棒了，我们佩服你，向你学习。今年，我在杂志上看到你回忆革命老前辈陆定一、廖承志的纪念文章，很受教育。
瞿：是的，为了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我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还发表了怀念廖承志老人的文章，前几天新华社告诉我，文章得奖了，通知我去领奖哩！
许：哈哈！今年你们家是多喜临门啊！第一是乔迁之喜，二是你的文章得奖。还有更大的喜事，是你爸爸瞿秋白在感动中国“双百”人物全国群众评选中名列前茅，广播、电视、报纸和大街宣传栏里，第一位就是你爸爸瞿秋白的光辉形象，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这是你们家的光荣，我们也为你们高兴。作为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你认为他们留给你最大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瞿：坚定的政治信念，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不怕困难挫折，百折不挠，这些都是父母给我的教诲和精神财富。我一直遵循他们的教诲，低调做人，认真做事。
瞿独伊和女儿、女婿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满脸阳光灿烂。
瞿：还有一个新闻告诉你，为了纪念爸爸妈妈，也为了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华夏电影公司拍摄了电影《秋之白华》，他们让我当顾问。起初，我不愿当，他们坚持要我当，我只好从命。
许：你为人一向低调，不愿抛头露面。但是这类事情不应该推，你是当之无愧。我记得“秋之白华”这四个字，是当年你爸爸用寿山石将你妈妈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巧妙组合、篆刻在一起的印章，是杰作，寓意很深，富有诗意，象征他们感情至爱至深。如今用来做影片名，恰到好处，十分合适！电影什么时间上映呢？
瞿：很快就要上映了，6月22日，电影创作组和演员们，将来北京隆重举行首映式，他们邀请我们全家出席。
许：哈，这又是一大喜事啊！下面你们还有什么好新闻，再说给我听听，让我也分享一下你们的快乐！
瞿：6月24日，为了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新疆新闻单位邀请我们这些1940年在国民党新疆监狱坐过牢的难友，以及被盛世才杀害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的子女，赴乌鲁木齐出席纪念会，其中一些人你都熟悉。此外，同建党九十周年有关的新闻，还有满洲里的纪念活动，我和女儿、女婿要去参加。
许：满洲里有什么纪念活动？
瞿：1928年6月至7月，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六大会议被迫在莫斯科召开，我爸爸瞿秋白和周恩来等曾经提前到莫斯科筹备会议。当时，我妈妈带着我和一些代表阿姨、叔叔，从满洲里边防出境。那时，国民党军警封锁很严，妈妈让我掩护那些“假爸爸”出境。时光过去八十多年了，但至今我记忆犹新。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历史，纪念唯一在国外召开党代会的历史，党中央根据历史考察和专业设计，拟在满洲里按照六大会场、会址的原型，建起一个纪念场景，作为党史传承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现在已经竣工，下个月举行纪念仪式，我和孩子们将前往参加。
许：太好了，我越听越高兴，你们有这么多有意义的活动，确实是好新闻，我深受鼓舞！■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