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称“中国经济学界的猎人”。 多年来他深入纷繁茂密的中国转型经济丛林，紧紧盯着农村问题、企业改制、行业改革问题等“猎物”，一旦咬住，“打死不放”，提出富有极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在经济学研究中自成一峰。
深山老林求解心头困惑
周其仁，1950年8月7日生于上海，父母皆是知识分子。受父母的影响，周其仁自幼酷爱读书学习。由于孜孜不倦地勤学苦读，终学得一口朗诵特长，无论唐诗、宋词等古典诗文，还是《人民日报》、《红旗》等现代报刊，均能信手拈来朗朗诵出，不错一字。
孩提时代的周其仁，还非常善于思考。那时候，国内物资供应紧张，国际时事风云变幻。虽说不过十来岁，但他总能在大人们围坐闲聊的时候，冷不丁地接过话茬，就凭票定量购买生活用品、前往高价饭馆吃饭和古巴危机、中苏论战等热点问题侃侃而谈，且观点之独特、逻辑之严谨，常常引得大人称奇。左邻右舍皆夸周其仁日后必成大器。
1966年6月，周其仁轻松愉快的日子结束了。十六岁的他刚读完初中，甚至连毕业证还没来得及领取，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和无数的同龄人一样，他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闹革命”的浪潮中，三年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到黑龙江完达山的深山老林，做狩猎工人。
在深山老林里，周其仁跟着老师傅一起，或者是挖陷阱、下绳套、做伪装，或者是制猎枪、削木签、配弹药，或者是察足迹、识粪便、辨野兽，很快练就了一身猎人的本领。但随之而来的是，他开始对与世隔绝的山野生活感到乏味了。淳朴善良的老师傅看在眼里，再次往山外运送猎物的时候，顺手捎了一本书回来：“娃儿，跑了好几个地方，也就找出这么一本来，你就凑合着看吧！”接过来瞄了一眼，竟是《资本论》。书很旧，纸发黄，还是竖排本，显然是从不被人注意的旮旯里扒拉出来的陈旧玩意儿。在缺少精神食粮的时代，这已经足够了。
“庞大的商品堆积……”这是《资本论》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周其仁读了不禁哈哈大笑，“在我这会儿生活的地方却是闻所未闻，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最近的一家小卖店也在四十公里以外，但里面绝对没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不过，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年少的周其仁慢慢地困惑起来：师傅样样能干，甚至连肥皂和猎枪子弹都可以做出来，为什么还是穷得每件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过着远比我在上海的父母还要贫穷的生活？更要紧的是，师傅还说，几十年前，当地人可以赶马爬犁到俄罗斯以货换货的时候，许多营生倒是无须亲力亲为的。这难道不是说，“市场扩大引发分工深化”的发现，也可以反过来用――狭窄的市场容不得分工，再“大干苦干”也无从提升生产率并摆脱令人绝望的贫困？
没有人给出答案。因而，困惑之余，周其仁只有抱着《资本论》一页一页地啃下去，他希望通过“熟读百遍”来“其义自见”，找到师傅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
周其仁没有读够百遍，却抓住了一个有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没有读过高中的周其仁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整整十年没有摸过课本了，想要考上大学，难度可想而知。忐忑之余，周其仁心里还是有些把握的，毕竟当初的功课底子还在，而且这些年来还从《资本论》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他对自己有信心。
1978年年初，周其仁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他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这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做了十年狩猎工人的小伙子，总算在接近而立之年，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虽然远离了野兽吼叫和山风呼啸，但多年的底层生活，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周其仁的人生中，甚至成了他的底色。这使得他在此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时刻不忘师傅一辈人的生活之贫困与文化之落后。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周其仁为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而发奋读书，整天不是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就是钻进图书馆博览群书。当年满脑子的困惑逐渐得到了一些解释。
非党人士参与制定一号政策文件
在读到大三的时候，周其仁开始在农业部高级官员杜润生的指点下做“农村问题”研究，从此，“中国农村”就成了他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板块。
周其仁何以结识了杜润生？说来也算是机缘：在此之前，为了掌握和了解国内外最新信息，周其仁在勤学苦读之余，和同学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前往西单商场，传阅有关美国、日本、欧洲、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看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而下来后则常常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以交流思想。
一次，讨论的间隙，一位同学插入一个“题外话”：由于数月干旱，闹起了饥荒，安徽某地的农民无奈，就商量着把集体的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不想当年竟然获得了大丰收。闻听，周其仁的心突突地狂跳了起来。以前他一直认为农村注定要长时间贫穷下去，似乎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法子。而农民太穷、农产品供给不足必然会拖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想大字不识几个的憨厚农民自己找到了路子！
兴奋之余，他不禁纳闷了：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为了寻找答案，周其仁开始尝试着进行“上层建筑”和“底层基础”的连接与沟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其仁联合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自发成立了“农村研究小组”，专事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在又一次走进农村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时，引起了同样注重对农村进行研究的杜润生的注意。于是，周其仁和杜润生邂逅了。
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周其仁进一步对农村进行调研活动。此时，中共中央关于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已经召开，并形成了决议：现行体制“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经过多方取证，周其仁发现，早在这项政策颁布之前，包产到户在全国大范围内就已经出现过三次高潮，遍及浙江、四川、广西、广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山西和甘肃等十数个省区。而且，赞成包产到户的，不但有农民群众，而且还包括县、专区、省、中央部门的党政负责干部直至部分国家领导人。他分析总结道，这说明解决问题的看法其实早就存在，改革的关键是从善如流，使这些方法合法化。因此改革的路径是“事后承认主义”，各地先根据自己的实践想出办法，地方承认，逐步被中央所认证接受，制定相关政策，最后立法确认。这些政策文件并不是给农民看，而是教育干部，让他们给农民一个为自己的幸福放手一搏的机会。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份出自党外人士之手的报告，最后破天荒地获得了相当多的高层领导的赞赏和肯定。而在调研的过程中，周其仁也对改革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为其下定义为“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他认为，中国的包产到户就是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了国家上层的认可。也就是说，推动中国改革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早已存在的来自底层的广大民众，当遇到新的困境时，他们首先会根据实际情况想出突破的办法。另外一个是“上层建筑”，国家是否能够在法律上给予底层民众想出来的办法以保护是关键。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努力，底层的力量就会自生自灭，不会聚集成汪洋，更不会发挥出这么大的威力。因此，把两种力量联合起来，打通经脉，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结果可想而知，极具理性和建设性的见地，又为周其仁获得高层领导的赏识赢得了相当一部分的分数。
在这种情况下，当高层领导审时度势地准备出台关于农村改革的政策文件时，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年轻有为的周其仁，遂命杜润生带着周其仁一起过来讨论和制定。就这样，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制成的全过程，周其仁都参与了其中。而按照规矩，这些党内文件是不能让党外人士阅读的！
不经意间，年轻的周其仁有了与历史握手的机会。
走进社会，狩猎中国问题
在跟着杜润生调研的过程中，周其仁慢慢地继承了他“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问题”的为学思想，继而用于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已小有名气的周其仁，总忘不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更忘不掉像师傅那样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普通民众，因而继续以一个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疏通者的身份孜孜耕耘，力求为更多的人谋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用孙中山的解释就是“众人之事”。这是周其仁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把目光投向诸如电信垄断、国企改革、医疗改革等为全社会所敏感的“众人之事”的根本原因。
1996年，围绕广电局和邮电部门都决定入主通信业务的话题，学术界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大论战，各方代表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在这其中，周其仁不偏不向，他从“电话费太贵了，贵得惊人”的实际情况发表观点，首先指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论战，而是事关中国是否跟得上信息时代步伐的重要抉择。他认为，开放市场，打破垄断才是中国通信腾飞的必由之路。虽然允许一些不成熟的企业进入市场会带来重复建设的浪费，但比起垄断成本仍然可行，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实在没有必要逆全球电信开放的进步潮流，自作聪明另搞一套。论战的最后，周其仁总结道，必须分步开放中国的电信市场：第一阶段，考虑回叫业务的合法化和通过立法“分立”中国电信的长途电话和市话业务；第二阶段，考虑允许联通与有线电视结盟，经营市话业务；第三阶段，考虑分别增加长途电信、市话、有线电视和因特网公司的国内许可证；第四阶段，考虑国际电信公司经营中国长途电信、市话、有线电视和因特网的许可证；第五阶段，允许电信、有线电视和数据传输业务的交叉；最后，完成全新的电信立法，奠定全面执行我国电信和信息产业的法律基础。观点之独树一帜，批评之一针见血，建议之客观可行，使得周其仁不但一跃成为论战高潮中的核心人物，而且还被冠以“电信专家”，以至于媒体一见面就必问他“何时手机开始单向收费”。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发布题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称“我国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失败”，并指出其中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化的走向违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直接促使卫生部高层表态：“医疗改革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方针。”一时间，各方学派、利益集团纷纷发表言论，医改问题一下子卷入空前激烈的讨论中。对此，周其仁细心研读，发现该报告存在学术上不够严谨、验证工作没有深入全面、多数引用数据并非源自亲身调查等诸多问题，遂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对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没有不同的声音绝不是好事情。同时，开始在《经济观察报》高频度发表医改系列评论，既摆“收红包、拿回扣、药价虚高、过度医疗、医疗服务差”等事实，质疑“政府主导的医疗改革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又讲“医改的涉及面非常宽，要注意吸收地方改革的经验，并给地方的多样化探索留下足够的空间”等道理，提醒民众“不要对一揽子的医改方案抱过高的希望”，最后指出，唯有“降低准入标准、放宽相对价格的制定权，才有可能在本质上解决医疗问题”。这些言语犀利、态度诚恳的评论，后被收编成集为《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成为探索医改难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周其仁总是喜欢深入对市场反应最敏感的区域，从小的地方着手，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涌现出来的问题加以经济学解释，提出颇具价值的见地。久而久之，周其仁的学说博得了众多人的肯定。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他是中国最出色的经济学家，称其学说“举重若轻，真正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对中国的现实有着极强的指导性”；而《南风窗》杂志更是这样评价道：“即便那些屁股不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必须承认他的态度是认真的，逻辑是严密的，也可以把他的理论当做一个参照系，从中看到思想的火花和另一种可能性。”
直面危机，指点未来出路
有人说，周其仁作为经济学家值得尊敬，在于其紧贴中国地面、以民生为本、不被书本知识束缚且具有国际视野。而这也恰好正是周其仁在经济学领域自成一峰的关键所在。
2008年，当各地不约而同地举办各种形式和主题的活动以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周其仁却从肆虐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嗅到了未来改革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在内，一是垄断行业等领域似乎很难撼动，势必造成市场调节与行政权力调节相混合，从而导致权力寻租愈演愈烈；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彻底，接连不断的官员腐败必将持续阻碍发展进程。在外，与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和因中国大变的世界格局，决定了接下来的改革之路甭想一马平川。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改革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但即便如此，周其仁还是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乐观。他分析，看三个经济变量可以发现中国有巨大的成长空间。生产要素的价格依然低廉，劳动力成本低，至于在质量的提高和制度费用的下降上，中国大有文章可做：中国人在学习能力、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的节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生产力还只是释放了一部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出了问题，是好事情，中国的机会来了。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如今，周其仁已入央行出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开始为改革货币政策出谋划策。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过去实施的“松货币供给、紧价格干预”政策组合，不是一个太好的组合。现在应该考虑“釜底抽薪紧货币、松动价格促生产”。因为，在通胀持续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鼓励生产、增加生产，拿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对付市场上已经偏多的货币。
当被问及有什么力量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前进时，周其仁笑了起来：“一个字：‘逼’！”他解释道，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往往在苦难的时候可以逼出一条路。中国在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在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会产生一些“逼”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聚起来，就会像当初土地改革一样产生鬼斧神工的效果，推动中国走过严冬，迎来春江水暖。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