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字衡山，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嘉兴，早年为清光绪进士，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因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并组织了救国会。1936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沈钧儒先生又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1945年10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先生被推举为主席。后来他创建并领导中国民主同盟，于1947年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沈钧儒先生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63年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我幼时的父亲亲切慈祥热衷国事
在我记事之后，父亲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是一位特别亲切、慈祥的父亲。他自己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可以说特别困难，可是他乐于助人。另外一点，父亲热衷国事，他恨透了当时军阀的对外卖国、官场内部的腐败和相互吹捧。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父亲广泛地研究了当时各方面的学术思想。
在我出生之后的第二年秋天，父亲在广州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那时，父亲还开始研究佛经。1919年，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曾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穷苦呢》。
我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记事，那时大约是1925年吧，父亲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父亲回到北京是因为1924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国会的非常会议，在随后的12月份拒贿议员召开的会议上，父亲被推举负责起草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提案。在提案中，父亲提出在国会非常会议之外，还应该成立一个国宪起草委员会，建议在民国二年和十一年制定的宪法的基础上，国宪起草委员会的责任是制定新的宪法。
因为制宪的一系列活动，父亲得以在北京停留较长的时间，我也得以跟父亲较长时间地生活在一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家就像一个温室，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打骂一类的情况。我生活在一个充满和蔼和温暖的氛围中。母亲是信佛教的，她在家里还设置了佛堂。这样一个母亲，自然是慈爱的。父亲虽然并不迷信，但是很崇拜释迦牟尼。他以前参加基督教，也并不是因为迷信，同样是因为他崇拜耶稣。
父亲只叫我专心读书，自己却不顾生死为国家命运四处活动
父亲经常跟我讲起他祖母的故事。父亲的祖母是一位很不平凡的女性。父亲的祖父，经济并不宽裕。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对面是一个贫民区，住的都是非常贫苦的人。父亲的祖母经常帮助那些贫苦的邻居，这些帮助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父亲说，他的祖母曾经为这些贫苦的邻居去掉身上的脓疮，并且给他们敷药。她甚至为了帮助这些人，把自己的皮袍拿到当铺当掉。父亲说，他的祖母给他的影响非常大，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北京的时候，父亲的经济并不宽裕。有一次，一个进步青年遇到困难找到了他，他把自己下一顿的饭钱给了那个青年。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到了重庆，他还曾经把自己的被褥送给准备去延安的青年。被褥送人之后，他自己便没有用的了，后来邹韬奋的夫人给他重新做了一套。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更是希望他们能够有真才实学报效国家。我大哥在重庆上学上到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交不起伙食费被学校开除。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把家里的电话拆掉凑够伙食费，大哥才得以复学。
那时的生活真是困苦极了，我记得妈妈常常因为经济拮据把自己的嫁妆首饰当给当铺，之后就再也没有赎回来过。
父亲对我的期望很高，我懂事之后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每天早晨，父亲都会带我到家后面的公园里面去练字。他写一张九宫格，然后让我临摹。到了上学的年龄，除了上小学之外，父亲还专门请了一位先生教我《资治通鉴》。
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后，父亲怕我受到伤害，只叫我专心读书，外界的活动一概不许参加。而他自己却不顾生死，为了国家的命运四处活动。后来救国会的同志找我参加活动，我听了父亲的建议，没有参加，这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但是从此可以看出一个父亲对他的子女那种深沉的爱意。
后来父亲突然被捕，我感到十分不解，我父亲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有“十大罪状”？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的种种专制和黑暗。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触便被拘留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初，父亲参加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在杭州成立了临时省政府，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父亲当时是省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政策方面，父亲总是和共产党的委员（比如宣中华、潘龙图等人）事前交换意见、密切协商，然后再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纲领办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3月底，张静江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到杭州和国民党右派策划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长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清党的密令，深夜回到杭州就开始宣布戒严。11日上午开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一度隐蔽起来，4月14日，宣中华秘密赶往上海，在途中被捕，在经过残暴的审问之后，遭到了杀害。父亲当时也被拘留起来，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宣中华的遗物中发现宣中华称父亲为“真左派”。
父亲被拘留了七天，到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本来是想把父亲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枪毙的。但是为什么父亲没有被枪毙而且还恢复了自由呢？这是因为父亲过去的一个学生马文车恰好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处的处长。他看到要枪毙父亲他们的文件之后，私自给压了下去，并积极进行活动营救父亲。另外，蒋介石幼年时的老师庄崧甫当时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员，他找到蒋介石，说像沈钧儒这样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果处决掉会对蒋很不利。所以蒋介石只好把父亲释放了。
父亲丢下没有料理完的母亲的后事跑去保释同事
父亲被释放之后到了上海，在上海，父亲担任上海法学院的教务长，同时加入了律师公会，自己还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192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中国济难会”，在1929年改名为 “中国革命互济会”，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募捐，然后用以支持罢工运动、救助伤亡和被捕的人。父亲跟“济难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律师的身份对于他配合“济难会”的工作也提供了很多便利。从那一年起，父亲开始了大量的营救工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被国民党七次抓捕，父亲则进行了七次营救。对于那些被捕的进步人士，父亲常常为他们进行免费辩护，还亲自把他们保释出来。
1934年3月17日，我的妈妈去世了。母亲入殓的时候，父亲把他自己的照片放了一张在母亲的胸前，并且将母亲的照片放在一个金属小盒子里面随身携带。后来每当有人劝父亲续弦另娶，父亲就会拿出母亲的照片说：请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谈此事。
父母的感情很深厚，母亲去世，父亲悲痛不已。但是在料理丧事期间，父亲法学院的一位同事李剑华的夫人打来电话，说李剑华被捕了，可以交保释放。当时母亲的后事还有很多没有处理完，但父亲却丢下这些事情，跑去亲自保释李剑华了。
“七君子”被捕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在上海的父亲忽然在住所遭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当天下午，父亲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到晚上8点左右，七个人陆陆续续地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亲到家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
史良因为是女性,被取保候审,但她认为“大丈夫敢作敢为”,又主动投狱,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
在囚禁的过程中，父亲与其他五位先生的饮食都是在一间屋子里。父亲跟他们提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有“一致的主张和行动”。他们商议出三项原则：关于团体（指救国会）的事，应由团体解决；关于六个人共同的事，应由六个人共同决议解决；关于个人的事，应由个人自己负责。他们还商量好：如果当局把六个人分开羁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绝食来抵抗。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怎么都不肯。
父亲他们被捕之后，国民党为了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系，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人不允许探监。
小孩子不在他们阻止的范围之内，当时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三家的孩子都在十岁左右，我哥哥的孩子年龄跟他们几个也不相上下，都曾经到监狱里给大人们送信或者取信出来。
“七君子”事件经历了很多周折，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父亲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监狱。
父亲领导救国会和共产党站在了一个阵营
“七君子”事件之后，我开始照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协助他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先是到了上海，后来又到达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父亲到达南京之后，蒋介石单独找到父亲，要求他解散救国会，父亲坚决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人交给父亲一个被国民党拘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
父亲跟周总理的联系更多一些，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父亲住的那个地方叫梁庄，住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叫王炳南。王炳南经常跟周总理联系，父亲跟他住在对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亲自己也经常去找周总理，常常跟他一起去的，还有董必武。
到了1939年，局势开始变得复杂了。虽然还在谈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期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了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拒不出席，父亲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周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动解散了救国会。后来周总理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可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父亲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父亲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但是那时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每天都去打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时事，父亲非常关心，对当时的书报阅读得非常认真，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毛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父亲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父亲的八十八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总理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七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等老人，为父亲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我认为这是对他很恰当的评价。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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