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奉命到上海逼民社党与会 中午12点,雷震直奔南京机场。 他登上飞机时，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对他瞪着眼，并面带怒色。为了等他，这架飞机将起飞时间推迟了三十分钟，故乘客都有意见。雷震心里对他们深表歉意，但口里又无法向他们解释这样绝对机密的事情。
到了上海龙华机场，雷震的朋友蔡叔原开着车来接他。蔡告诉雷震，已根据他的意见，用电话通知了要见的人。民社党的常委兼秘书长蒋匀田接了电话后，说哪里也不去，专门在家里等着他这个“京官”。
蒋叔原根据雷震的意见，将他拖到上海南京路的金门饭店。没料到，雷震走出六楼电梯门口时，突然头晕眼黑，栽倒在走廊里。茶房见状，连忙将他扶入房内，并将他抱到床上平躺着，然后用毛巾给他敷脸。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雷震才苏醒过来。他感到肚子饿，想吃点东西。他叫茶房弄来一些土司、咖啡和一盘火腿蛋。吃了之后，他的精神好多了，感觉时间很紧张，要赶快办事情。他给蒋匀田打了电话，告知马上来看他。
雷震先找到蒋匀田家，将这次来上海的意图简要告诉了蒋，并要蒋与他一同到海格路民社党首领张君劢家去。在车上，雷震告诉蒋匀田，民青两党到现在还不报到开会，给国民党、蒋介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共产党正在攻击“国民大会”是专制、独裁大会，蒋介石为此十分焦虑，而且寝食难安。如果民青两党再这样僵持下去，会使两党与国民党决裂，与政府决裂。可以说，这件事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雷还告诉蒋匀田，他这次到上海，可说是尽最后一把力劝民青两党与政府合作，而且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来的，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因此，希望两党要珍惜他这次来上海的机会，将去南京开会的事情火速定下来。
蒋匀田听了雷的叙述，简要告知了民社党几个主要头目的思想状况及对“国民大会”的看法。按照蒋匀田的说法，民社党到现在未去报到开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民主同盟内部阻力太大，反对去开会的人太多；二是民社党党首张君劢对蒋介石很有意见，对大会能否采用他付出甚多心血的政协宪法草案有疑虑，迟迟下不了决心；三是民社党的另一主要负责人徐傅霖对国民党，特别是其特务机关有很深的怨恨，对参加“国民大会”不怎么热心。
听了蒋匀田介绍的情况，雷震知道了问题所在，决定对症下药，迫使民社党与会。
雷震到张君劢家里，已是下午6点。
雷震过去与张君劢有一段特殊渊源，故他打电话到张家里要求拜访时，张二话没说就同意见面。抗战时期，张在重庆与国民党发生冲突，蒋介石借故下令将张秘密软禁在重庆对岸的汪山达两年之久。雷震到国民参政会任职后,民主党派人士向他反映了此事，他认为蒋做得太过分，特地去向蒋求情，老蒋才同意解除对张君劢的软禁。自此，张对雷震颇有好感。
由于时间紧迫，雷一见到张君劢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受蒋介石之托，特地来请张去南京开“国民大会”的，希望张立即带民社党的同人到南京去。张君劢听了很不高兴地问道：“大会不是在昨天已开幕了吗？为何会议开幕之后才来请我？这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吧？”
雷震见张君劢情绪很不好，连忙解释说：“里面的内情，一言难尽。”
张君劢又说：“我已看到了，你们国民党内部是蒋介石一人说了算，没有民主可言，故对我们这些党派就更谈不上民主了。我总觉得，民主要有智慧和雅量。一个政党或首领如果没有诚信，不讲民主，不能与大家一起讨论事情，下属就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党主政就自然无民主可言。对国家来说，执政党的领导人不民主就不能集思广益，什么事情都是独断专行。发展下去，对执政党对国家是很危险的。”
雷震从张君劢的谈话中发现，张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看法一如既往，顾虑、担忧也甚多。为了说服张君劢，他决定从张最关注的《宪法》问题入手。
他对张说：“我知道，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次‘国民大会’上的制‘宪’问题。我今天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次提交会议讨论的宪法草案，绝不是外传的‘五五宪草’，而是你们力争的政协宪草，讨论时我们国民党保证不依仗人多势大而推翻政协宪草中最基本的原则，只在文字上作少量的修改，比如采行内阁制，总统没有实际权力，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监察院是立法院之外的另一民意机构，考试院不考核‘公职候选人’；又如‘国民大会’现在不行使创制和复决两权，法官不能有党派立场，军队须超出于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现役军官不得兼任文官，省县地方实行自治等。”
雷震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张君劢。张君劢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过，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中国有一部合国情并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的《宪法》诞生，使多灾多难的国家走上法治的轨道。更何况，政协宪法草案又出自他的手。
雷震这次在他家谈了三个多小时，尽管雷震一再对他说蒋介石特别希望他到会，但他并没有作恳切的答复。
当天晚上，雷震与蒋介石通了电话，报告了他到上海的情况。蒋除了勉励他一番外，还特别指示他态度要坚决，也要灵活并伺机而行。老蒋在电话中还向他特别授权：他在上海的一切行动，都可打蒋的牌子，力争将张君劢及民社党的人逼到南京。张君劢实在弄不来，其他人能到会也可以，但张君劢的名字一定要列入“代表”名单中。雷表示一定尽力而为。
16日上午8点，雷震依约来到民社党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徐傅霖家。
此时，徐傅霖正在看报纸，而且是看青年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雷从其表情看出，他很惊讶。因为，他未料到，原来与他们有约的青年党，竟避着他们单独把“代表”名单先交给了国民党，而且名单在报纸上公开登出来了。
雷震与徐先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谈起了民社党参加会议的问题。雷要民社党摆脱民盟的纠缠，速将“代表”名册交给他，并与青年党一同参加会议。谈了没几句，徐傅霖突然大骂蒋介石、陈立夫独裁，骂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长期滥杀无辜。
据雷震后来在台湾的回忆，他在徐傅霖家坐了约一个小时，徐骂国民党、蒋介石足足骂了四十分钟，而且骂得相当难听，但他又无法反驳。
待徐傅霖骂完之后，雷震又向他宣传说：“国民党过去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宪法》约束，也是其中一因。如果这次‘国民大会’产生了‘宪法’，国家结束了训政，也许要好得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更要你们民社党来帮助我们国民党，使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你们民社党的人执笔起草了政协宪草，现在却不去‘国民大会’尽责制‘宪’，那你们今后就再没有理由批评我们国民党和蒋委员长了。”
雷震这几句话，对徐傅霖又有所触动。
由于徐傅霖上午还要去开会，雷震在他家不能多待，故到9点就主动离开了。
这天下午，雷震又到张君劢家去问到南京开会的事定了没有，张君劢说，他们几个主要负责人上午讨论了一阵，因意见不一没有结果，故决定明天上午再举行一次常委会来决定。
张君劢的答复，使雷震大感意外，心里也凉了大半截。他未料到，他花那么多口舌游说的这两个关键人物，仍然拍不了板。雷震心里甚有气，对张君劢发了一顿牢骚，并决定加大力度进逼。他板着脸对张君劢说：“现在事情已到这个份上，我要与你们的党作一次摊牌。我建议你明天去开常委会时，带个简单的草拟决议稿在会上作个强行表决，决议两条：第一，民社党决定参加‘国民大会’；第二，‘国民大会’要通过政协宪草，至少在原则方面不能变更，否则民社党宁可退出‘国民大会’。以上两点是问题的核心，其他是枝节。小问题到南京去后再商谈。谈好了，你们报到开会；商谈不好你们可不与会。”
雷震还向张要求，如果民社党第二天上午的常委会作了决议，其“代表”下午就去南京。
张君劢沉思了老半天，终于吐出了两个字：可以。
民青两党参会均没有好结果
11月17日下午6时，雷震给蒋介石打电话，报告民社党的“代表”已到，下午在南京吃的晚饭。蒋听了很高兴，答应马上接见徐傅霖等人，并要雷震作陪。
这天晚上8时，蒋介石在雷震的陪同下，接见民社党的全体“代表”。
过去，蒋介石最看不起其他党派，有时在一些公共场所看到他们很少有好脸色。今天，蒋见到他们却满脸笑容。蒋还向徐傅霖问寒问暖，称赞他离开香港后在外漂泊多年，吃了很多苦，为中国的抗战宣传做了很多事情，颇不简单。
有趣的是，在上海咬着牙骂蒋介石达几十分钟之久的徐傅霖，此时也露出了两面嘴脸。他见到蒋介石时，不但没有恶感，还当面赞扬蒋介石领导抗战有功，为国家、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并大骂共产党拥兵自重，危害国家。
接见进行了二十分钟，蒋介石还破例动步将徐傅霖送到了门口。
第二天，蒋介石见到雷震时，对他这次上海之行大大赞扬了一番，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很了不起，而且是其他国民党人做不了的大事情。蒋介石还告诉雷震，鉴于他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与民社党、青年党的特殊关系，准备任命他为这次“国民大会”的副秘书长。
民社党到南京后，因张君劢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如停战、政协决议的实行、结束一党之治、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自由、改组国民政府等问题，需国民党有恳切的答复他们才肯与会，故又在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雷震、张厉生等人谈判了三天，而且几次争得面红耳赤。
张君劢虽然同意民社党参加会议，并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但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会议。
据雷震在台湾出版的《制宪述要》中说，张君劢不参加会议，主要是对蒋介石有意见，有疑虑，不愿与蒋共事开会，也不愿与蒋互为对手。在他的心里，蒋介石没有政治家的品质，是个心口不一、过河拆桥的人，有求于你时可以满口应允，不需要你时就一脚踢开，而且完全无视对方的人格。对蒋的守法精神，张也有疑虑。在国民参政会期间，他因吃够了蒋的苦头把胃气坏了，故非常害怕再犯了胃病。他不参加会议，不与蒋见面，就可避免被蒋利用、戏弄。故后来每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蒋时，他就疾首蹙额，而且对蒋的这种恨意，一生也未消除……
经过四十天的激烈争吵，12月25日，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终在闭幕之前的混乱中勉强通过，并由大会主席团宣布从1947年12月25日起实施。
民青两党被蒋介石胁迫参加伪制宪国大并参加所谓的“联合政府”，几经争抢才好不容易分得了几个“国府委员”、“政务委员”、“部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席位，但都是些闲职、虚职，国民党政权中的要职、实职，民青两党的头目们想得流涎却一席也得不到。
一位知名政论家谈到民青两党被逼参加伪制宪国大一事时，一针见血地说，他们依附蒋介石独裁集团，实际是抱石投河，同归于尽。因为，他们的这一举动导致了三大恶果：其一，民社党分裂。民社党另几个重要人物如张东荪、伍宪子等人就因对张君劢在最后时刻未死守原则同意参加伪制宪国大而心生不满，一怒之下愤而离开了民社党，使民社党元气大伤。其二，与人民背道而驰。其三，国民党惨败连带民青两党在大陆难以立足，只有跟随老蒋逃离大陆。
哪知，他们到了台湾，国民党、蒋介石觉得他们再无利用的价值，不但不将他们当友党看待，反而对他们百般欺压、分化、玩弄，直至将他们的组织彻底搞垮。
民青两党的主要头目虽是知名知识分子，因参加伪国大被人民唾弃，其结果都很凄惨。
解放战争末期，民社党因参加了这次伪国民大会，其首领张君劢被中共中央定为第四十三号战犯。1949年5月，张君劢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社党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以后，便以讲学的名义去了海外，其余骨干分子则被迫逃往台岛。此后的岁月，张君劢如同无根的浮萍，四处流浪。到五六十年代，他虽又办杂志又讲学，却穷愁潦倒，疾病缠身。对逃往台湾苟延残喘、矛盾重重的民社党组织，他也无能为力，任其衰败。20世纪50年代末，老蒋为谋第三任“总统”之职，再次派人到美国劝他回台帮国民党陪衬“民主”的门面，他怕再被老蒋利用，坚决拒绝了邀请。
1969年2月23日，张君劢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的结局，正好应验了著名政论家储安平对他的预评：张君劢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政论人物，而不是从政的人物，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
民社党的另一重要头目徐傅霖后来虽然做过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顾问，1948、1954年还两度被老蒋玩弄提名参加过“副总统”的选举，但都以失败告终。徐在台湾任民社党代主席、主席期间，因受国民党欺凌屡与蒋氏父子发生冲突。他在台患心血管疾病多年，1958年1月12日，个性刚烈、容易激动的徐傅霖终因与老蒋发生冲突怄气引发心脏病猝死，并导致民社党群龙无首，四分五裂。
青年党的总头目曾琦在1946年伪制宪国大期间做过所谓的主席团主席，1947年春国民政府改组时，还当上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府委员”。不久，蒋介石又送他一空衔――“总统府资政”。曾琦身体多病，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败讯频传，他因精神过度紧张、焦急而病情日益加重。1948年10月，他见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知道自己以后难在国内生存，便以治病为由匆匆赴美。1948年12月25日，曾琦因猖狂反共，积极主张打内战，被中共中央宣布为第四十二号战犯。1951年5月7日，曾琦病死在美国，勉强活到了六十岁。
青年党的另一重要头目左舜生在1947年春的国民政府改组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农林部部长，但他只任了一年零八个月。1948年底，他也被中共中央定为战犯，排名第四十一号。1949年9月，左逃往香港，积极参与美国中情局背后策动的第三势力的活动，并坚决拒绝去台湾任职，成为一名流浪政客。1968年9月14日，左因病赴台就医，10月14日不治而亡，终年七十六岁。随后，他一生钟爱的青年党组织，也在国民党的打压和内部三派纷争中，逐步泡沫化，直至土崩瓦解。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位受老蒋之令胁迫民青两党参加伪国大的雷震，官虽做到了“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到台湾后却被蒋氏父子借故排挤出局，以办《自由中国》杂志为业。1960年9月，雷因所谓的“知谍不报”、“涉嫌叛乱”罪，又被蒋氏父子逮捕，并被处十年重刑。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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