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1946年6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9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颁布“戡乱”动员令。李济深拒绝出席会议，公开支持各地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广西苍梧老家扫墓为名，率全家于当年春天去了香港，终于摆脱了蒋介石的直接控制。
李济深抵达香港后，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的声明，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响。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散布谣言，对总裁失敬和侮辱国民党”的罪名下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李济深国民党党籍。对此，李济深一笑置之，对人说：“我所需要的不是一块招牌，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
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出党。头两次分别是：1929年3月，被蒋介石以勾结桂军、反对中央的罪名，幽禁于南京，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31年，李济深获释并恢复国民党党籍，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第二次是1933年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宣告脱离国民党，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二次恢复国民党党籍，历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等职。
1947年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宣布李济深是“罪犯”，并登出“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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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济深到达香港的时候，国民党内左派组织是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十分相似，大家都主张将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新的组织。宋庆龄建议，两个组织合并后可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积极响应，当即便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待1947年4月初，民联上海的领导人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大都到达香港之后，李济深便积极投入和参与领导成立民革的筹备工作。1948年，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民革总部设在香港凯思路五十二号。民革成立宣言，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的反动中央”，号召国民党的民主人士和其他民主组织同个人一起，“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打倒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民革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内自由派的基础，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进步，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支部，在国外考察的冯玉祥将军也在美国建立一个支部。民革迅速扩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除了蒋介石的一帮死党，许多军政人员都秘密地派出代表同民革联系，连何应钦也派其兄弟何继武同民革接触。
当时，美国《纽约日报》的一名记者在采访李济深之后，发表了一篇附有李济深照片的文章，称李济深是“中国的亨利・华莱士”。 李济深很不高兴，对他的朋友讲，这个美国记者既不懂他的政治主张，也不懂中国的政治。华莱士是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只主张改善原有的社会制度，但这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社会制度，而不是小修小补。为此，李济深旗帜鲜明地宣布，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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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有二十三条，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告天下。其中第五个口号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拟就的是毛泽东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口号。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三党联合声明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晋谒二兄。二兄有何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所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提议，大大鼓舞着人心。李济深读罢由潘汉年直接送达的电报，心潮澎湃，便立即与沈钧儒一起召集在港的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进中央、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和在港的无党派人士聚会，传达毛泽东的来信，并讨论了中共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的号召，纷纷就如何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发表宣言，在香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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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邀请李济深等七十七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来参加筹备新政协。周恩来还通过在港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给李济深传去话，力促李济深为了人身安全应尽快离港北上。但是李济深遇到了不少阻力。他身边就有人挑拨离间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另外，李济深作为国民党民主派一面旗帜，总有一些公事私事缠身，不是可以随时动身的。
这一期间，美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企图物色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势力”，组织“第三政府”，与中共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因而曾经派人游说李济深，请他出面同中共举行和谈。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想把广东变为支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基地，为此亲自到香港会晤李济深，建议他组织一个“和平民主大同盟”，以期在广州建立新的政府。白崇禧也曾派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拜访李济深，“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但是，所有这些游说，都被李济深一一拒绝。不只如此，李济深还经常对《华商报》记者发表谈话，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访问，严词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强烈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对蒋介石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
周恩来亲自为李济深等人离开香港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有关方面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达大连港卸货的苏联货轮。在此之前，民革的蔡廷锴、谭平山和民盟的沈钧儒等领导人离开香港前往解放区，已在香港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就使得李济深的行动更受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港英当局极力阻挠李济深去解放区，港英政治部的华人帮办、同时也是香港特务机构的头子王翠微，在李济深寓所对面租了一层楼，派几名特工人员在那儿，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而他本人，则日复一日地拜访李济深，表面上是表示尊重，事实上是在监视李济深的一举一动。
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这一批民主党派领导人被安排在圣诞节之次日半夜上船。
1948年圣诞节，香港一连放假三天，这一天仍是假期，外出旅行不会引起外界多大的注意。为了转移香港当局的注意力，李济深盛情邀请香港特务机关首脑、跟他已很熟悉的王翠微及其妻子于12月27日到其寓所做客。由于宴会定在12月27日，特务们没有怀疑李济深将会在26日夜离港。
26日，香港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之中，晚上，李济深的寓所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宾主谈笑甚欢。李济深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这一切，对面那几个持望远镜监视李济深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便也安心去享用自己的晚餐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却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二十米远的地方，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工作人员杨奇，借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轿车已按照约定的时间在此等候。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一百二十六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寓所。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和潘汉年等早已在此等候，何香凝老人亦来此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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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傍晚，王翠微携夫人带了一些食品作为礼物来赴宴。李济深的三个密友舒宗鎏、叶少华、吕方子受邀出席宴会，表面上是陪同赴宴的客人。然而，主人李济深却不在家。在李公馆，王翠微被告知李济深去看牙医了。到了晚上6点钟，李济深还没出现。到了晚上7点钟，主人还没有出现。叶少华和舒宗鎏说，李先生可能被别的什么事缠住脱不开身，时辰不早了，我们最好就开席吧！直到晚上9点钟晚宴结束仍不见主人归来，王翠微只得带着满腹疑虑离开了李公馆。
再说26日晚上，李济深被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派人秘密地送到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后被安排躲在船长的舱室里。而在宾馆里等候消息的潘汉年和夏衍终于在27日得到报告：“船已起航，货在船长房间，英小姐没来送别。”
由于李济深是从王翠微的手里溜了出来，王翠微在几天后即被解职。
与李济深差不多时候上船的还有彭泽民、茅盾、马寅初以及朱蕴山、章乃器、邓初民、施复亮等人。他们都化装成商人，或穿西服或穿长袍，带着公事包，准备好了万一被海关盘问时该如何应对。由于计划周密，一切顺利。12月27日，货轮安静地离开了香港北上，前往东北解放区。
在李济深离开香港之前，他就上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了，但由于特务找不到机会，所以一直无从下手。最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收买了一个叫张序的杀手。张序（化名何友芳）是混进民革的一个投机分子，因此他有机会接近李济深。但是，当张序准备实施暗杀计划时，李济深已离开香港。
“阿尔丹”号货轮吨位不大，设备简陋，伙食也不好。途中，有几次遇上风浪，大多数人都晕船。但一想到即将进入解放区筹建新中国，大家心情都十分振奋和愉快。
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李济深迎来了难忘的1949年。新年前夜，李济深与同船的民主人士一起兴致勃勃地包饺子，并拿出各自带的腊肉、水果等，邀请船长及船员一起参加新年聚餐。1949年的钟声敲响了，大家举杯同庆，共祝新春。茅盾还拿出一个笔记本请李济深为他题词。情绪激昂的李济深当即写了一首新诗：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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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7日，经过十二天的海上航行，李济深等人顺利到达大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李富春、张闻天带着貂皮大衣、獭皮帽、皮靴等御寒冬装早已等候在码头热情迎接。李济深一行深受感动，被安排住进了最好的旅馆，并出席盛大的欢迎宴会。
李济深离港四天后，《华商报》发表了他事先写好的《元旦献词》，他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号召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1月10日，李济深及其随行人员到达沈阳，董必武、彭真、林彪、叶剑英等中共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去车站迎接。李济深在到达沈阳后，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济深于1月10日抵沈，诸承款待，至所感激。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电李济深：“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敬祝健康。”
22日，李济深与其他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声明“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
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著名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等人的陪同下，由沈阳乘专列抵达北平。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就在人民政协会议积极筹备之际，李济深的夫人、子女等一家人从香港乘挪威货船，悄悄通过台湾海峡的封锁线，平安到达天津。李济深非常开心，亲自去天津港迎接，当和全家人见面时，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李济深一家到达北平后，居住在西总布胡同五号一幢两进四合院的房屋中，房屋周围是很高的砖墙，出口处是一扇巨大的红门，被当地居民称为“有大红门的房子”。
新政协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30日大会胜利闭幕，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李济深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