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内江县（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负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一个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的新闻奖。
父亲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领导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父亲生于1909年的10月16号，四川内江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了初中和高中，后来受大革命影响，参加了一些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年初，吴玉章办了中法大学的重庆分校，父亲便到那里去上学了，那时他十八岁。后来学生们闹学潮，继而爆发了1927年3月份的“三三一”惨案，父亲说当时他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之后他就到武汉，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生营，并随之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现在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南昌起义的纪念馆里还有父亲的照片。
起义的队伍被打散之后，父亲几经周折，先后上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哲学系。
父亲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后，逐渐对学校当局产生反感。有一次学校军事训练，点到父亲的名字，他出列之后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次演说，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的领导指责国民党。之后，父亲决定彻底和学校决裂，于是脱下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了学校。后来发现自己穿的鞋还是学校的，他就把鞋折成价，把鞋钱给学校寄了回去，以表自己的决裂之心。
父亲离开南京之后到了北大，因为比较穷，所以在北大选择了半工半读。他和另外三个人早晨在学校附近卖豆浆、卖面包，以此来维持生活。后来他逐渐开始给一些报社投稿，最早是在1933年，父亲二十四岁。当时他还不能算是记者，只是给几家著名的报纸（有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等）投稿。没想到他的稿子大多都发表了，父亲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后来父亲加入大公报，正式涉足新闻界，一直到1952年父亲担负国务院文教系统的领导工作，一共是十九年，这十九年的新闻生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
父亲与毛泽东在窑洞里
“彻夜长谈”
在父亲的新闻生涯中，有三个最为关键的阶段。
第一个就是西北之行，时间从1935年的9月到1936年的6月。当时父亲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他觉得大西北很可能就是今后抗日的大后方。因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又在东南沿海逐渐侵占中国，父亲觉得西北这些偏僻的地方会成为抗战的根据地，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些地区的情况。第二呢，父亲也想了解一下当时红军的动向，红军从1934年10月之后从瑞金北上开始长征，对于这些，之前父亲只是看过一些小册子，不是很了解。所以父亲产生了到西北去考察的想法，于是父亲就跟大公报社商量，说自己想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到西北去，大公报只需要给他一个记者的身份，旅费由他的稿费支付，他的报道文责自负。
大公报社同意之后，在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从成都出发，越过祁连山，跨过贺兰山，最北到达包头，东部到达西安，西部到达敦煌，行程四千多里，只身进入荒漠之地。其间父亲骑过马，坐过汽车，乘过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当然还包括步行，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六个省区。住所呢，车马小店、寺庙、贫民百姓的土房子、当地土司头人的帐篷，父亲都住过。父亲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士，对于西北的经济情况、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军阀争战和风土人情作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报道。父亲这些报道后来编成了《中国的西北角》，由于文章描写生动，涉及面非常宽，里面又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成书之后非常受欢迎，连出七八版都销售一空。
与当时其他记者不同的是，父亲在发回的报道中直接称“红军”，而对于“剿匪”二字则加上引号。父亲的报道让民众知道了中国还有一种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国统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读到之后都非常感兴趣。张爱萍将军在世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回忆了最初看到父亲文章时的情形。张爱萍将军读到父亲对红军动向的分析时不由赞叹：想不到一个党外的记者，尤其是国统区的记者，居然能够分析到红军的动向，而且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后来张爱萍将军见到我父亲的时候还特别说到这一段往事，说跟父亲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对于父亲来说收获是非常大的，他最初的愿望也完全实现。然而此时父亲的西北之行并没有结束。西安事变之后，父亲千方百计地从宁夏赶到西安。当时西安已经封锁，父亲拿自己的一顶非常好看的毡帽和斗篷跟守城的士兵交换，才进了城。
1937年2月3号，父亲进入西安。第二天，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给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政策和道理，让父亲“豁然开朗”。后来父亲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经过周恩来的联系，延安方面同意了父亲的请求。2月6号，延安方面派罗瑞卿和博古专程陪同父亲向延安出发。在这之前，国统区还从来没有记者到达过延安。
2月9号下午，父亲参观了红军大学，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红军的领导人。当天晚上，父亲去了毛主席的窑洞。据父亲回忆，他在那天晚上跟主席进行了“彻夜长谈”，长达十个小时，基本上是通宵未睡。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父亲非常兴奋，当时就想留在延安学习和考察，然后写几本书。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主席之后，主席认为他在国统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劝父亲回到国统区。
父亲听从了主席的劝告，马不停蹄就回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父亲说他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这篇文章发表于2月15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揭露了很多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恰巧于2月15号召开）不敢公开的内幕。第二件事是在《国闻周报》发表了《陕北之行》。第三件事就是发表和召开了上百次的演讲和座谈会，更直接地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口诛笔伐抗战中的不抵抗主义
父亲新闻生涯中第二个关键的阶段，就是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7年11月4号，父亲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社会团体并推举父亲、恽逸群和羊枣负责筹备。四天之后的晚上7点，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成立了，羊枣、恽逸群、我父亲、章丹枫等十五个人出席并参加了这个团体。最后，父亲和另外四个人成为协会的总干事。
协会成立之后，授权父亲到武汉去发展分会，推动协会的发展。1938年3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汉口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成立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为什么要更名呢？在大会成立之前，父亲他们到国民党中宣部申请立案，国民党的中宣部答复说：你们用“学会”可以，但是“协会”不行。所以在成立的时候，就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了。
这次的成立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上海、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香港以及南洋都有代表参加，当时可以说轰动一时，国内的名流如郭沫若、杜重远、沈钧儒、《新华日报》的潘梓年、《大公报》的张季鸾和王芸生、《扫荡报》的丁文安、《武汉日报》的王亚明，国际友人如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罗果夫等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由我父亲主持，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并选举理事和常务理事。常务理事由我父亲、徐迈进和钟期森担任。学会成立后，党派陈同生同志领导学会的工作。
青年记者学会的成立等于把全国的青年记者从原来的分散状态集中地组织了起来。在此之后有很多记者就有组织地到抗日前线去采访了，“青记”成为团结广大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核心。父亲为学会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组织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父亲有几件事情值得一说，其一是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可杀刘汝明》。刘汝明是国民党察哈尔地区的主席和一个军的军长，由于他采取不抵抗主义，父亲愤而写了这篇文章。刘汝明得知父亲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就派人来收买父亲。父亲说：钱是不能收的，好话也不能说，除非你们能够掉过头来去打日本。另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略有不同：当时汤恩伯的部队有抗日的表现，父亲就在文章当中赞扬了他。汤恩伯得知后立刻托人送给父亲五千大洋，父亲对此坚决拒绝，并指责汤恩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体现了父亲作为记者的操守。
辗转完成周恩来的重托
1942年8月，父亲到达新四军总部。1946年5月份，他又到南京参加中共代表团跟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这四年期间，父亲主要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的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社长以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等职务。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父亲奉调回到延安。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父亲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父亲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重要的时期。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当时毛主席决定放弃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打游击。当时组织了一个不到一千人的中央纵队（我在一封信上看到的数字是八百多人），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
父亲当时领导的五十多个人被编为四大队，主要任务是收集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翻译和编辑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参考。另外一个任务则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社论和评论转发给涉县的新华总社，然后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
在极为艰难困苦危险的环境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给予的任务，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当时曾经在四大队工作过的李东生同志回忆说：1948年2月12号，主席正在忙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成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文章一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当时要经父亲的手由新华社电台发到全国各地征求意见。毛主席在2月16号凌晨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长江，争取下午拍发完。当时主席所说的三章总共有七千多字，上面还有很多主席修改过的地方。这样紧张的任务，李东生回忆说不亚于“一场战斗”。但是就是这样繁重的任务，在四大队同志们的集体努力之下，当天就完成了。
1947年9月11日，父亲曾经给廖承志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父亲在信中说了自己的几点感受。父亲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的处理上认真求精的精神。“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着瓢泼大雨，中央纵队几百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赶冒雨行军。在天快亮的时候，周总理对父亲说：长江啊，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父亲痛快地答应道：要写，要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一直记着总理说的话，在工作之余就写了一个转战陕北的剧本提纲。但是当时工作繁忙，随之而来的“文革”使父亲的这个梦想更加没有可能实现。“文革”之前，父亲把他搜集的转战陕北的材料都交给了他曾经的同事李东生。1989年，李东生执笔完成了剧本《巍巍昆仑》，并拍成电影上映。这时，距离总理跟父亲说那番话时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
父亲不许用他的车到学校接我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三岁的时候。我是1946年6月5号出生的，当时父亲正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在南京跟国民党谈判。当时我的妈妈沈谱带着我，后来根据组织的指示辗转到了上海。因为带着我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就把我寄养在了舅舅家。
1949年6月，父亲被派到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文管会副主任。父亲到上海之后就到舅舅家里去看我。我的表姐曾回忆说，父亲看到我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又没有带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儿子。父亲当时就把他自己带在身上的手枪卸了子弹给我玩。我当时高兴极了，拿着手枪玩了半天。
11月份，父亲调回北京工作，随后的1950年，我也跟着舅舅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回家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当时就三四岁，每天都磨着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对于我的要求都尽量满足。父亲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编的，给故事中的动物赋予种种人的特性。所以在我的童年里，每天盼望的就是父亲在晚上给我讲故事。
我的小学是在育才小学上的，当时那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实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周六的时候，很多干部都让自己的司机开着车到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希望能有汽车来接我。但是当我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的总是父亲的警卫员祝铁光叔叔骑着自行车在等我。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问铁光叔叔：“怎么您来了？”铁光叔叔说：“你爸爸不许用他的车来接你。”我只好坐在铁光叔叔自行车的大梁上回家。
由于学校的那种环境，同学们经常互相攀比，看看谁的家长官大，车好。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有一个同学说有一次我吹牛把他们都镇住了。这件事挺有意思，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同学们相互说自己家长的时候，我冒出了一句话：“我姥爷入党都七十周年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姥爷沈钧儒年龄比较大，都以为我说的是真的，都惊讶极了。不过后来我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因为在那时的七十年前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我的姥爷也刚刚十岁，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当时学校的那种环境就让我说了这话。
我的这种情绪在家中也多多少少地流露出来，父亲察觉到之后，觉得不太好。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提出要给我转学，转到离我们家很近的一所普通小学。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四中读初中，开始是走读。到了1960年，父亲突然提出让我住校。我当时想，住校伙食太差，就不想去。父亲跟我说：“全国人民都挺苦的，咱们也不能搞特殊。”最后我还是满腹委屈地去住校了。
到了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成绩优秀被保送，所以不用参加考试，很早就放假了。我当时很高兴，对爸爸说：“我被保送了，这个暑假特别长，我可以好好玩玩了！”没过几天，父亲找到我说：“你这个暑假别玩了，我给你一个任务。”我一听就知道不是“好事”，果然，父亲提出让我到农场劳动。我一听就很别扭，但是拗不过父亲，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好嘛，什么活儿都有。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都累得腰酸腿疼。等我走的时候，农场的叔叔阿姨给了我两个筐、一个扁担，筐里装满了农场的蔬菜。我就挑着这些蔬菜，费了好大劲儿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了。回家之后父亲笑呵呵地问我：“怎么样？那里不错吧？”我无奈地说：“挺好的，挺好的……”不过后来“文革”插队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我反倒觉得没有什么。
父亲上交了自己生病时的工资
我们住在罗圈胡同的时候，家里有两排房子，非常宽敞。后来父亲说咱们住这么多的房子是不是太多了，就自动提出退了一排。房子退掉之后，我和弟弟就被安排到了一个屋子里睡。父亲给我们找了两个上下铺的双层床。当时我的好多同学都知道我们家有双层床。
后来房子太旧了，国管局提出给我们家进行修缮。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参加“四清”运动。等他回家以后，发现院子整修一新。一问，说是国管局修的，父亲说：“不行，修自己的院子怎么能让公家出钱呢？”后来他问清修房子花了多少钱，自己交上了。
“文革”以前，首长用车是有规定的。首长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中扣除。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按规定做，用了也就用了。给父亲开车的司机想：别人不报我也不报。但是父亲一再坚持他私人用车一定要上报。说了几次司机还没有上报，父亲就火了，司机一看父亲真生气了才上报。
据我妈妈回忆，“文革”前，父亲生过一次病。在养病期间，父亲对妈妈说：“我现在病了，不能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当时并没有人要求扣他的工资，但是父亲还是要求妈妈主动上交了两千块钱，作为自己不能工作扣除的工资。
父亲在“文革”时上交了
自己几十年的日记以及
信件接受审查
在“大跃进”期间，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到了浮夸风的问题。他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能，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儿都没有，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产量。”散会之后，他的司机对他说：“这么大一个会你这样说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父亲说：“我只能实事求是。”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批判和斗争。在他受审查期间，机关造反派要他写检查交代材料。现在我们还保存着三份他所写的所谓交代材料。其中有两篇写于1968年12月14号，写的是关于他在国新社工作的情况。另外一篇写于1969年1月。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写就要挨批斗，遭受人身侮辱甚至挨打，但是在这些东西里面，父亲依然保持了他实事求是的本色。
父亲当时在思想上是困惑的。为了帮助当时的组织了解情况，他上交了自己几十年的日记以及信件，希望能够用自己坦白的胸怀换来组织的信任。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父亲的材料。1970年，父亲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当时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我和大弟范东生到河南给父亲处理后事，找到父亲的遗体之后在许昌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了北京。
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对于他的问题仍然没有任何结论。1972年，我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个觉得对父亲的问题应该据理力争，10月12号，母亲、我、还有老三范小军在家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不是很长，希望主席能够过问父亲的问题。信写完之后，我和小军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西门，把信交给传达室。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正好是我父亲的生日，主席看到了我们的信并在信上批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个消息被机关造反派封锁，我们在很久之后才知道。
问题解决之后，我调回北京、三弟小军参军和四弟小建上大学才成了可能的事情。之前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父亲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又经历许多曲折。
1978年12月份，给父亲正式平反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召开，父亲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这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八年了。■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