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革命，共和元勋 中国历史上，因为改朝换代，前朝皇室被斩尽杀绝的多的是，开国之后，功臣被屠杀的多的是。中华民国开国，有没有将前朝皇室斩尽杀绝？没有，这是一个进步。有没有功臣被屠杀的？有，而且不止一个，这又显示其局限。在此就说说被杀害的开国元勋张振武。
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罗田人。一般的史书介绍他基本上是这样：早年毕业于本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业师时象晋的影响，萌发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张变卖家产自费留学。1905年，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入体育会，习战阵攻守诸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回国后，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1911年6月，加入共进会，这是从同盟会派生出来的革命组织。1911年10月9日，清吏大肆缉捕革命党人，张振武力主提前起义。
武昌起义后，张振武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张振武在武昌首义过程中表现出色，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身先士卒，提振士气，在办理民团、招降北兵、布置防御等诸多方面都多有作为。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指挥者之一，在数次战斗中出生入死，负伤累累，武昌首义功成，民国成立，张振武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一个开国元勋本应得到与之相应的荣誉地位，遗憾的是，张振武既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还在政治斗争中卷入旋涡，招致杀身之祸，令人嗟叹。
1912年8月上旬，袁世凯电请张振武入京商议国事。黎元洪赠张路费四千元，一面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一面布下了圈套让张去钻。8月14日，张振武带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到北京。黎元洪却在前一日（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 ”。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
不知道这个圈套是黎元洪独设的，还是袁世凯与黎元洪共设的，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听话地执行了。15日夜，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然后借口离席。10时左右，酒酣席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潜伏的军警将张振武抓起来，押解至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在金台旅馆也被捕，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枪杀，方维同时在城外被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民初“张振武案”。
一代开国元勋，为革命出生入死，抛洒热血，到头来不得基本的尊重也罢，还不经任何的司法程序即被秘密屠杀，呜呼！这堪称民国史上黑色的一页，令国人对共和寒意顿生，也就难怪临刑前，张振武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身陷矛盾，孤立无援
张振武之死虽然十分突然，但细细分析起来，实在意料之中。因为，张几乎与当时所有的最重要政治力量都结下了矛盾，包括张与黎元洪的矛盾，张与同盟会的矛盾，张与袁世凯的矛盾。这使张显得孤立无援。尤其是张与黎元洪的矛盾，越陷越深，以至于发展到黎元洪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当然，黎元洪知道把开国元勋推向断头台的后果，但黎元洪也很清楚，张与各派力量结怨，即便借袁之刀杀了张，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不会对自己构成大的危害，而且黎是拿定了张的软胁，有了种种应对措施，才敢大胆妄为。下面就详细说明一下张振武与各派力量的矛盾。
张振武与黎元洪的矛盾由来已久。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自觉人微言轻，没有号召力，不足扩大起义的影响，起义前后都考虑到请黎元洪任都督。但张振武并不赞成此举，他的意思是让革命党人自己来搞，因为拗不过众人的坚持才作罢。谁知黎元洪开始不敢干，还说什么“莫害我，莫害我”。张振武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黎元洪如此不识抬举，还求他干啥，再说了，他既不诚心，只怕当了都督还会误了革命大事，扬言不如杀了这个“泥菩萨”算了。这话肯定传到了黎的耳朵里，这就种下了矛盾的种子，估计黎元洪此时就有了杀张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默默等待。
随着战争形势逆转，武昌起义部队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得节节后退，黎元洪见势不妙想出走，张振武出来制止，但黎还是在孙武的支持下率其亲信直奔葛店，张振武得知，就说，这个黎某胆小如鼠，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但是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众人并不赞同，张振武只好不再坚持。但可以想见，黎元洪受到张一再的讥讽肯定不会好受，武昌起义之前，他黎元洪是堂堂一协统（旅长），孙武不过一小学教员，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武昌起义之后，自己被推举为都督，张振武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对他颐指气使？我们稍以人之常情，站在黎的角度想想，就能理解，哪怕黎元洪有“菩萨”心肠，也经不起自尊心一再地被伤害。哪怕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也会对张振武怀恨在心，有除张之心并不算意外。
张振武在任军务部副部长时，曾被派到上海去采购枪械，由于经费不够，他向黎提出追加款项，没有获得追加款，他就擅自挪用其他钱款，引起了黎的猜疑不满，怀疑他侵吞公款，要查张的账目，张大怒：是我们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才有现在的荣华富贵，现在恩将仇报，要查我的账？黎元洪只好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但是，黎元洪心中越积越多的对张的仇恨，总是要爆发的。事情终于给了黎元洪一个反击之机――群英会事件，让黎一步步赢得主动权，一步步置张振武于死地。
1912年2月27日，湖北发生了一次兵变，一些革命党人冲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搜捕军务部张武、第四镇统制邓玉麟，第二镇统制张廷辅被枪杀，蔡济民被绑架。这起恶性事件的起因是，武昌起义之前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又称教导团）的领导人返汉后，不满于军务部把他们边缘化，没有把他们列入常规部队，该团就搞了个改良政治群英会，鼓吹“二次革命”，联结了令外一些非正规编制的部队发动兵变，反对军务部。
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力主镇压，张振武则主张和平调解，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但黎元洪借群英会反对军务部，趁机撤销了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职务，改为都督顾问，实际上是架空首义“三武”，让他们成为闲人。这是黎元洪的借题发挥，张振武当然不服，派人向黎元洪提出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这明明是拿黎元洪的鸡毛不当令箭，让黎很不高兴，两人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也成了黎元洪后来杀张的借口之一，即张振武在群英会事件中“乘机思逞”。
张振武不同于蒋翊武和孙武。他被撤职后，手里仍然控制着一支有力的武装――将校团。这是革命时期张的代伐卫队，十分效忠于张。黎元洪几次想控制这支力量，从张振武手中夺过来，要么安插亲信，要么收编，要么改变成军官学校，都没有得逞。张为加强将校团的力量，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极力把自己势力做大做强。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并不把黎元洪这个副总统兼都督放在眼里。黎的一系列夺走该团的努力，使张黎矛盾愈发突出，到了互相严行戒备的程度。看来，黎元洪是深深体味了袁世凯的谋臣陈宦对他说的一番话：“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尤其这个张振武，成了黎元洪的眼中钉，不拔不解痛，杀张也只是时机问题、如何杀的问题。想来，黎元洪认为再没有比张此次进京，假袁世凯之手杀张更好的了。
袁世凯为什么那么乐意接受黎元洪的请求，难道袁世凯这等聪明的人不懂得屠杀开国功臣，会遭致全国的反对吗？非也！他当然是掂量了再掂量的，从张振武案前后的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甚至与黎元洪再三商量过也未可知。在此我们暂且忽略背后的利益考量，单就张振武与袁世凯的矛盾而言，袁世凯也未必没有杀张之心。
张与袁的矛盾，最早应上溯到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那个时期。1912年1月，时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的张振武曾携巨款赴沪购枪械，正值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张振武赶紧与北伐招讨使谭人凤合作，拨出购进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支援在烟台的蓝天尉，并谋另组北伐军，打算亲自率师北伐，这无疑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囿于财政危机，南方根本无力北伐，只能一步步迁就袁世凯，但参与这次北伐风波的张振武被袁世凯记恨在心也可以理解。
武昌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借机撤销了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改为都督府顾问，这是一个虚职。但张手里有军队，在湖北有影响力，所谓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张在湖北一日，黎就不能安心一日。黎元洪为了将身边这个死对头引开，想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做东三省边防使，率兵一镇，这倒是一个实职，张振武也很乐意。只是，袁世凯怎么可能让一个异己力量安扎在自己背部。袁世凯的智囊陈宦就出了一主意，“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这一安排让黎、袁都觉得很不错，于是袁世凯把“三武”召到北京去，授予他们总统府军事顾问的虚职。
对此，张振武很不满，他抱怨说：“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吗？”向袁世凯要求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却没有给他实际的支持，无钱无粮无机构，张振武很气愤，给袁世凯留下一封信，把委任状交上去，跑回湖北设立屯垦事务所，要黎元洪每月供款一千元，准备自己招兵买马，筹建一镇兵力去蒙古镇抚。这不仅类同勒索黎元洪，更等于完全不给袁世凯面子，袁世凯再怎么不济，此时也是一国之临时总统，你张振武把总统的话当放屁，将总统颜面置于何地？你想，袁世凯要听到张撂挑子的事，该是何等气愤！区区一个张振武都摆不平，他袁世凯还想摆平更大的势力吗？我们不能无度猜测袁世凯杀张振武是杀鸡给猴看，但是，双方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
张振武不仅与黎、袁两大势力矛盾重重，而且还与当时的另一大势力集体――同盟会矛盾重重。照理说，张振武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一员，不应该与同盟会有太大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没有太平过。张振武回国后加入了共进会，这个同盟会的分支其实很多主张与同盟会不同，至于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更是内外皆知。
在武昌起义中，张振武就与同盟会的首领之一黄兴发生过矛盾。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打算放弃武昌，移师南京，而张振武则力主死守武昌，他在军事会议上怒吼：“敢言弃武昌者斩！”黄兴见势不妙，只能隐退。张振武则率先通电批评黄兴，让黄兴很下不来台。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对革命有首义之功的共进会成员没有一人入阁，这不能不说与彼此之间太深的矛盾有关。所以，张振武就特别瞧不起南京那边同盟会的人，认为那些人于革命并没有多大的功劳，不过是下山摘桃子的投机者。张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你们这些人碌碌无功，是踩在别人的头上成功的。
正是不满孙中山、黄兴这些人对共进会这些功臣的不公，1912年1月16日，张振武和孙武等一起，与渐江朱瑞等同盟会的反对派，组成了民社，拥黎拥袁，创办民社的机关报《民声日报》，与同盟会决裂。不过，张振武骨子里瞧不起黎元洪，所谓拥黎对他来说是假的。
历史怪圈，民国重演
张振武的悲剧与他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张振武为人热情直爽，敢作敢为，但又桀骜不驯，居功自傲，这种性格容易得罪人，使自己无端地四面树敌，最后落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而张振武案最大的悲剧却不是张振武个人，而是中国的宪政民主。张振武被杀，出自民社的共和党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上曾愤言直指：“查约法第六条明载，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虽曾充鄂军务部副长，然退职已久，犹是中华民国之人民，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
而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刘成禺、于右任讲得十分在理，一个挂着民主共和招牌的政府，干起杀人越货的事，就像强盗一样，这叫强盗政府，不叫共和政府，执掌这个政府的人应该叫强盗，而不应该叫总统或总长。但是，这个政府、这些执政者并不认为这是强盗行为，袁世凯以及被弹劾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不过是“手续不完备”、“手续错误”而已。所谓手续其实是办事必走的程序，程序可以决定结果，因此，有程序正义才有结果的正义，没有程序的正义就不可能有结果的正义。
张振武被杀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和总结，违法、违宪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和教训，因此，半年后，宋教仁被杀已在意料之中。当张振武被如此捕杀，已经预示着共和这块招牌行之不远了，宋教仁被杀只是这个趋势发展的高潮。
很多学者都认为宋教仁被刺案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这话没错，但追溯到张振武案，我们会发现，这个打击自张振武案始，两者虽然主角不同，事件不同，结果不同（一个不了了之，一个引起二次革命），但本质上都是恶意政争的牺牲品。
这两起事件充分说明，表面上看共和的招牌已经挂在城门之上，但独裁专制集权的土壤十分深厚，民主法治的根基十分薄弱，时时刻刻都可能受到威胁，而最大的威胁正像袁伟时先生所言，主要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中国执政者在专制制度下成长，耳濡目染的是风吹草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准臣子和民众说不，否则就封报、捉人、就地正法！这些因素的会合，孕育成民国初年的怪胎：专制与民主、法治的神经线路纠缠交错的共和国。
因此，我们回看张振武，或可看成单一的反对派，他在与黎元洪、袁世凯的争权夺利之中，有太多我行我素，不守规则，不讲法律的东西，比如账目不清，擅离职守，私存武装等，这不仅给执政者以实际的威胁，更是授执政者以柄，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露出狰狞面目，行不守法的专制之手法予以清算。
当时的很多政治人物并非没有意识到张振武案的政治重要性，及对共和民主走向的恶劣影响，不能不承认，像刘成禺、于右任等这些人超前的认识毕竟只是少数（参议议员也只是国家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是异数，而像袁世凯、黎元洪这些人才是多数、常数，也就是说，专制思想及专制力量才是民主思想及民主力量涌动之下的主导者，于是中国仍然走不出历史的因袭，走不出鸟尽弓藏的怪圈，中国民主之路注定还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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