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毛泽东结束了当兵的生活后，他欲选择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决定去―― 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 1911年9月，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同年10月，武汉革命军举起反清大旗，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紧接着全国纷纷响应。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来学校发表演说，宣称辛亥革命是新纪元来临。毛泽东听了非常激动，他告诉好友肖三及其他同伴，他决定响应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号召，去体验军队生活，学习军事技术。毛泽东说到做到，很快采取了行动，五天后，他就投了湖南新军。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参加辛亥革命、当兵一事时说：
……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那时程潜是师长，长官是谭延�，他下面就有四个师，程潜是一个师的师长。
1912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告诉班长彭友胜，他决定离开军队。他坦率地告诉彭友胜，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中国现在是民国。孙中山和袁世凯也达成了妥协。“革命已经过去”,他“决定回去念书”。
当兵生活结束后，毛泽东继续过他的学生生活。1936年，他对在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当即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报名费。
事实上，19世纪末实业救国论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实业救国论”这个大背景，对当时立志救国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者，当时毛泽东从相关的信息中了解到，肥皂制造技术尚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这种技术的发端和发展主要地是在西方，真正普遍使用它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大量价廉的碳酸钠被发现并起用，促使肥皂工业有了新的发展。而此时，中国国内急需制造肥皂的专业技术人才。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学习肥皂制造技术确实是利国利民的事儿，报考这类学校、从事这一专业的学习是会有发展的。
这个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广告又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很感兴趣地看了它的好处：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泽东把自己的意图写信告诉了家里，取得了家里的同意。随后，毛泽东考取了这所学校，最后得到了毕业文凭。
虽然毛泽东因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要去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的夙愿没有实现，但他对我国轻工业（肥皂制造也无疑属轻工业）的发展一直很关注，他对化学的兴趣也始终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外出的时候，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是什么成分时，他还能写出硫酸的分子式。
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式”时说：
我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想要教书或当新闻记者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他个人来说，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他对名学者是感兴趣的，是崇敬的，而他自己也当过教师。1918年8月15日，为了组织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坐火车离开长沙去北京。在北京，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这些名学者的文章，这时自然不会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更使毛泽东难忘的是，他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并深受他的影响；李大钊是在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毛泽东在李大钊为主任的图书馆（资料二室）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赶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起程出洋。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回到长沙，住在长沙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去。
我们可从一份调查表上看到毛泽东对教育、对当教员的热衷。1921年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地填写了 “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四个字；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之月薪报酬及文字稿费”；在“备考”栏中，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从这份调查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从事教育事业不仅目标坚定，而且有着清晰的、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个志愿对毛泽东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后，还曾多次谈到自己当教师的志愿。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曾短期从事过的教员生涯。
在1960年一次与日本朋友的谈话中，他说得更为详细。他说：
我当时没有钱进大学，我读的是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我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
美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回忆说，1964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时候，曾谈到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我自己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师。我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战斗。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反动派杀人太多。
1965年1月，毛泽东与斯诺漫谈时也说过，他的生涯是从做小学教员开始的。当时他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成为共产党人。然后，斯诺作了一番议论：他像我(斯诺自称)一样，多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感到奇怪，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的结果――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生多变，毛泽东也不例外。时势造英雄，历史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并将他铸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巨人。
毛泽东还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他虽然没有成为新闻记者，但他对记者职业的钟爱非同一般。
新华社成立七十周年前夕问世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集结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新闻作品，其中五十八篇是毛泽东撰写的。
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著名篇章，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一下，解放军百万大军万炮齐鸣、万船竞发，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五百多公里长江北岸，分东、中、西三路强渡长江。22日晨，三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南渡长江。由于通信设备还没有跟上等原因，渡江消息没有及时发出。身在北京香山的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信息后，马上提笔为新华社写下了第一条渡江新闻――著名的“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同一天的22时，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第二条渡江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报道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突敌阵，横渡长江”的壮举。4月24日，他写下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新闻稿，报道了“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已是五十多岁的毛泽东还在为新华社写稿。这就是：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关于驳斥艾奇逊造谣的新闻稿、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平壤进攻的新闻稿、关于平壤解放的新闻稿、关于将开城地区划为中立区的新闻稿等。
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成一老先生回忆说，毛泽东一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也是常有的事，犹如一位十分勤奋的新闻记者。他写新闻稿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一次，毛泽东写完稿之后，曾幽默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1957年4月，以伏罗希洛夫主席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说：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断。情况天天都在变化，离开了就不了解，工作就会受影响，出差错。复杂，太复杂了。我不想干了，太复杂，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
退休后当个大学教授
伏罗希洛夫怔了怔，急忙说：“这么大的问题，还是要慎重考虑……”
毛泽东说：“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了您呢!”伏老语气中肯，神情焦急。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很多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他们是可以胜任的。”
毛泽东虽是玩笑之词，但也反映了他多年来的愿望。
当时，新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纷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事务缠身，使学者型的领袖毛泽东，已经拿不出较多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了，所以他在与苏联客人谈话过程中，流露出“当个大学教授”的愿望。
当大学教授，既可以教书育人，还可以有时间著书立说。对这两者，毛泽东一生都有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一生都在著书立说，但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对知识和学问的兴趣广泛，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但这一切，都要花费时间，或许只有在大学这个自由而又学术空气浓厚的地方，才能更好地让思绪驰骋开来。他曾与刘少奇探讨古代官吏是否禁带家属这样的学术问题。可惜作为政治家，他虽有深厚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见解，却没有真正阐发出来。他曾许诺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他还对人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20世纪50年代，他谈道：“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虽然《不怕鬼的故事》后来是编出来了，但不是毛泽东编的，他没有这个时间。如果在大学里，他完全有可能写出或编出更多更好的读物来。因为，他认为教师的职业是受人尊崇的职业。他本人就是尊崇老师的典范。他不仅不忘共患难的父老乡亲，也不忘共患难的旧师友。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繁忙，仍惦念着在南方的老师徐特立，身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特地发电报邀请徐特立到北京会晤。
徐老到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接待了他，毛泽东专门备了几样家乡菜为老师洗尘：一碗湘笋，一碗青椒，两菜一汤。
毛泽东对老师说：“没有好菜吃。”他表示歉意。
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席前，徐老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马上谦让道：“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您更应该坐上席。”毛泽东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
几日后，师生话别，毛泽东见徐老穿着仍像当年那样简朴，便随手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徐老。
徐老接衣在手，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毛泽东拉着老师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老回到家，把大衣交给妻子收藏起来，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上。
毛泽东一生似乎一直对教师这个职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他曾经在湖南当过小学教员。从事革命活动后，毛泽东也不断讲课，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抗日军政大学，从鲁迅艺术学院到中央党校，他都讲过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我们若用现在的语言表述的话，当教师既是他的情趣所在，更是他的长项、优势所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给他封了“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时，他说，他只要“导师”一词，其他统统去掉。事实上，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一直没有退下来，因种种原因他也不可能退下来，所以他“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的愿望没能实现。
1959年3月，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司・斯特朗，还有与她同行的美国学者杜波依斯夫妇。在宾主交谈中，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
到密西西比河游泳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里，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国家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青年时代读书时想象过的庙宇山峦……他作为自己的主人旅行，以自己的思想考察山河的壮丽，并把它作为对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最严峻的考验。”毛泽东早年就崇尚游历四方、钟爱山川的徐霞客，他自己更是从“山沟”里一步步地走进北京的。
毛泽东曾用两句诗道出了自己愿壮游天下的心境：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这是他早年写的《贺新郎・别友》中的一句。
1917年暑期，毛泽东邀了当时已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同学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泛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形同乞丐。后来萧子升写了一本《毛和我曾是乞丐》，说的就是这次“游学”的经历。在这次“游学”中，两人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等各色人物，写了不少游学笔记。第二年春天，毛泽东还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不久，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儿，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游历北国名城――北平，这使他大开眼界、大长见识，真正读了不少“无字之书”。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国内的游历。他始终是主张出洋、吸收西方知识的人。早在1917年8月，他在写给老师黎锦熙先生的信中即提出了“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的目标。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1921年9月，他计划在国内再做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他还提出两三年后，组织一个“游俄队”。
但毛泽东的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当许多人都在国外住洋房、吃面包时，毛泽东却走向了中国的穷乡僻壤，走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住茅屋，吃南瓜。正是从这里，他走向新中国的明天。
从其个人志愿来说，毛泽东还是愿意到国外看一看的，即使在他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了行动“自由”的情况下，他还是向往着外面精彩的大世界。
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在东湖边上会见了作家安娜・路易司・斯特朗。这次，斯特朗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毛泽东的。毛泽东跟斯特朗说，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毛泽东请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
毛泽东十分钦佩杜波依斯九十一岁高龄身体还如此健康。毛泽东说：
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回答毛泽东：“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毛泽东笑着回答。
杜波依斯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毛泽东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
其实，毛泽东酷爱游泳是尽人皆知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倡游泳，号召全国人民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上海附近游泳的人数多，这件事儿竟使国外出现谣传，说中国人学游泳是准备进攻台湾。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这条消息是太夸大了，我们也没落后到用游泳的办法去解放台湾。外国的舆论也真是不可信。
自然，毛泽东说要去游密西西比河，一定引起了更多的猜测。
毛泽东对斯诺也说过类似的话。斯诺回忆说：
“我想，毛为了权力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是失掉了周游世界的个人自由。他常说他很想一游美国。在保安，他告诉过我他希望能够见见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最近中国大事植树造林也许得助于他对这两个地方的兴趣。我这次见到他(指1960年的那次见面)时，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
“如果他们同意呢？”斯诺当时不失时机地问道。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只在河口游游而已。”
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在延安曾与美国观察团有过多次接触，也与美国政要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有过交往。抗战胜利后外界纷纷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对此当然十分敏感。针对这种谣传，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带话给马歇尔说，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这一消息转达给了马歇尔，当时他非常高兴，表示要立即向杜鲁门总统报告。可惜当时美国政府在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使中美之间的交往隔绝了二十多年。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表示愿意与美国搞好关系。他欣赏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他对外宾说：“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十几年后，毛泽东又对日本客人说想到日本留学。20世纪70年代，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寓所里接见了大平正芳。毛泽东说他在学日文，随即半开玩笑地说，他想到日本留学。
大平正芳忙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
毛泽东这些半真半假的玩笑之词，多少反映了他晚年的志愿和抱负。一次，毛泽东与王海容谈话时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作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儿日本语。”他人到晚年，雄心不减。但是，在他与斯特朗和杜波依斯夫妇讲这番话的时候，是1959年的3月，我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形势严峻，毛泽东此时怎么能走出中国呢？倘若，他当时能有机会到这些发达国家看一看，或许会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更新的认识。■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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