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自三十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为收藏，他不惜代价，变卖家产或借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酷爱。张先生慧眼识宝，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然而，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书法名画，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看做全民族的文化遗产。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三十年之久的书画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
1957年，刚刚将一大批国宝献于国家不到一年的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的大右派章伯钧很不理解，为什么张伯驹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张伯驹则说，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重心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得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与张伯驹相识相知甚厚的陈毅元帅打来电话慰问。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走之前，陈毅在家设便宴为张伯驹送行，还书写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送给张伯驹。
四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计三十多件又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这件作品曾被张伯驹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
这次捐献之后，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到吉林省舒兰县插队。但人民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近七十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大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他们回来时很落魄――没有口粮，也没有钱，住在他们原来大院西边的两间阴暗潮湿的小破房里，这里自张伯驹夫妇走了后住了四户人家，是“文革”中居委会强塞进来的四户人家。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户口，二无粮票，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突然转变。1972年，与张伯驹有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悲痛中，他挥泪写下了一副挽联：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首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近日接尊俎，浩气犹存。无愧于人民，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陈毅灵堂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看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于是，被“黑”了四年的张伯驹夫妇，正式落户于北京。■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