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邓遂夫不能不说红学。从光绪初年算起，红学已经发展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其下又分为评点、索隐、考证等诸多派别。邓遂夫进入红学研究源自他早期的一部歌剧著作《燕市悲歌》。当时他在四川自贡市歌舞团当创作员，1977年前后，港台有一股《红楼梦》改编潮，集中出了多部电影电视剧互相开战。进入80年代，内地也开拍上映了被奉为经典的1987版《红楼梦》电视剧。《燕市悲歌》也是80年代红楼大潮当中的一部以曹雪芹为主角的作品，邓遂夫在创作中被曹雪芹的续妻这个角色难住，脂砚斋是男是女，是麝月还是史湘云，是曹雪芹的亲人还是眷属，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争议。邓遂夫于是亲自查阅考证，从而写出了他非常重要的一部红学著作《草根红学杂俎》，奠定了他在红学界的地位，也树立了他的“门派”――“草根”。
蜀中偏藏奇巧人
邓遂夫在红学中属“草根”，他的出身其实也很“草根”。1943年，邓遂夫出生在四川自贡，这里出过巴蜀鬼才魏明伦，出过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更出过“厚黑学”的创始人李宗吾，邓遂夫的名头之一就是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会长。
李宗吾卒于1943年秋，邓遂夫恰好生于该年1月1日。邓遂夫儿时的家境特别贫寒，他生于自贡大坟堡。自贡以产盐闻名，邓遂夫祖上三代都是盐工、贫民、文盲。他三岁失去了母亲，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四处漂泊，靠父亲在大安进盐坝搭一个简陋的竹棚，出售竹器和日用杂货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是真正的“棚户区”长大的孩子。十三岁刚上初中，邓遂夫又失去父亲，靠着学校每月五元五角的助学金和街道每月两元困难补助以及自己打零工勉强完成了学业。
初中毕业后，在好心的音乐老师举荐下，邓遂夫报考了自贡文艺学校，结果以男中音被录取，后又阴差阳错地编入了舞蹈班。从进校第一天起，他就边学边干地排练国庆晚会节目。节目演出后，艺校改成了自贡市文工团，后来又更名为市歌舞剧团。他在团里什么都干，唱歌、跳舞、演歌剧、演话剧、搞舞美化妆，后来专搞创作，写歌词、朗诵词、报幕词，也写剧本。邓遂夫在文艺环境的熏陶中得到了锻炼，当然也靠他自身的孜孜不倦。
到了“文革”时，邓遂夫已经成为自贡市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了。“文革”开始后，邓遂夫随歌舞团部分员工一同到工厂农村去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这期间，他借来了老同学的大学教材，自己又从新华书店购买了一些相关的教科书，抽空进行自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哲学、美学、修辞学、逻辑学等，按他自己的话说“还真算得上读了一回大学”。文学青年邓遂夫虽然在“文革”之中狂热地挥洒自己的激情与热忱，但能沉淀下来夯实基础，却非易事。
“文革”后期，邓遂夫随着知识素养的累积提高，思维也趋于冷静，他对“文革”的热情已转为厌倦，决心摆脱一切干扰，包括辞去借调到政府机关和报社所担任的职务，借口要回歌舞团集中精力搞创作，实际上是借机躲进书斋，埋头攻读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到近现代的中外文学经典和文艺理论经典。这是他生命中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后来四川大学到自贡招生，他轻松地通过考试，被该校中文系录取了。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失去了这次进入正规大学的机会。
一入红学深似海
1978年开始，社会环境逐渐变得宽松，各类书籍开始大量出版发行，邓遂夫对一些比较偏僻的学科如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刚刚从国外引进翻译的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的新思潮。他萌发出给歌舞团创作一部关于曹雪芹的歌剧的念头，也就是文章开始提到的《燕市悲歌》，从而也开启了邓遂夫和红学之间的缘分。
1979年春节前后，邓遂夫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时隔一个多月，他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第一篇红学论文《曹雪芹续妻考》，这篇论文在《红岩》文学季刊上发表后反响很大。才读一遍书就能写出红学著作岂非管中窥豹？邓遂夫洋洋洒洒三万字当然不是随意妄言，在他正式通读《红楼梦》之前，实际上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预先搜集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献、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查阅专家们的相关论著，曹雪芹生前身后的各种记载，重要的清代史籍，如《清史稿》、《东华录》、《东华续录》、曹家档案、李煦档案，以及涉及北京风情和满族风情的各种著述。
当时因为环境闭塞，想要搜罗查阅这些资料非常艰难，邓遂夫四处写信托人去借、去买，也到当地的图书馆去查。但有些资料仍难找到。比如收录康熙、雍正朝御旨档案的《东华录》，刚一出校订本他就买了，可是收录乾隆朝御旨的《东华续录》，却一直没有出版过现代印本。他几经周折打听到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清代刻本，就赶紧去查阅摘录。他就是这样费尽心思一点一滴地对各种文献、档案史料及各家各派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带着大量问题去通读《红楼梦》的。正如邓遂夫本人所说：“当《红楼梦》通读完毕，我脑子里形成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时已经有把握去论证解决的文章题目，就已经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踏入红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和新文章可以不断问世的真正原因。”
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作为专门的红学学术刊物，成为学院派主流红学家的主要阵营。创刊初期，《红楼梦学刊》为季刊，第二期上，邓遂夫就发表了红学论文《脂批就是铁证――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行文深蕴时代烙印和邓遂夫几十年来的一贯风格，倔犟、强韧、锋芒毕露。《脂批就是铁证》一文是邓遂夫批驳戴不凡关于曹雪芹并非《红楼梦》作者而仅是批抄者的观点。邓遂夫列举大量不同版本脂批，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是有备而来的。
邓遂夫随后一发不可收，1982年至1987年又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四篇论文。198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红学论稿》。这时邓遂夫已经在红学界声名大噪，红学前辈名家周汝昌、冯其庸、茅盾等都对他赞赏有加。然而，正在此时，邓遂夫却忽然从红学界销声匿迹。
一入江湖岁月催
1987年8月，《红学论稿》校毕清样，投入印刷。邓遂夫此时做了一件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事――他彼时风头正劲，认为自己或可做些推波助澜之事。于是一时意气，向自贡市委写了一份报告，替一位蒙冤入狱三年，刑满后投告无门的文友打抱不平，期望自贡市委能为其伸张正义，还其清白，恢复公职。当时的自贡市委书记刁金祥对此十分重视，提交市委常委讨论后，责成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督办。随后，邓遂夫被以家中藏有“淫秽书籍”和“裸体照片”为名被派出所抄家后送往当地凉水井收容所收监。被视为“淫秽书籍”的《金瓶梅》和被视为“裸体照片”的《世界名画选》被查没。可疑的是，这次查抄行动无任何合法手续。
邓遂夫因此在收容所被关押了一百零三天，后经自贡市文联调解，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邓遂夫又被宣告释放。这一百零三天里，邓遂夫错过了中国文艺界首次评定职务职称的机会。鉴于邓遂夫系因冤狱而错过机会，自贡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同意对其破例补办。当时巴蜀鬼才川剧作家魏明伦申报一级创作员获批，当地诗人李加建也申报一级获批，他们也同是自贡的文艺界名人，评定一级的三条准则是：“有重大成就”、“有全国影响”、“有理论专著”。邓遂夫自认为自己与前两者较之，也应该申报一级创作员，但主管部门却只允许他申报二级创作员，给予的理由是“一级指标已满”。
对此解释，邓遂夫无法接受，加之此前曾有多所高校要求调任邓遂夫赴职，都被自贡当地阻拦。邓遂夫书生意气难平，索性放弃申报职称，打算辞去公职愤而出走。最后，在有关领导的挽留劝解下，邓遂夫留职保薪，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投身入“海”，几经风潮。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崛起了一座深圳。1989年，全国有梦青年怀揣淘金理想奔赴刚刚脱离广东管辖建省、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邓遂夫也是其中的一员。90年代初，邓遂夫觉得海南经历的繁荣与浮华恍如一梦。在海南的十年，邓遂夫在红学和文艺界销声匿迹。到了海南之后，邓遂夫与1987版《红楼梦》电视剧编辑策划周雷（也是一名红学家），一起办了一个国际演出公司，周雷任总经理，邓遂夫任副总经理。不过，随着海南泡沫经济破灭，他们两个都被深深套住，深刻体会到了理想的丰腴，现实的骨感。于是邓遂夫千方百计离开了海南。烂柯十年，邓遂夫写道：“只身仗剑走天涯，半为苍生半为家。偶一还乡仍似梦，万千世事乱如麻。华廊每避人形歉，春圃犹憎鬼面花。但喜亲朋如旧雨，心田赖以发新芽。”
暌违归来又十年
1999年，邓遂夫离海上岸返回文坛，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作者是墨香的问题答记者问》。2000年，推出重要作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2006年4月又完成了工程量更大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甲戌校本是邓遂夫十多年前赴海南之前就已经校勘好并向重庆出版社交付了部分手稿，十年后再续旧梦，发现已经前功尽弃了，手稿历经十年已无迹可寻，当年的资料和工具书也荡然无存。
2000年在北京，邓遂夫重新开始校勘甲戌本，他节衣缩食，购买书籍，租房子，闭门谢客，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2000年北京的夏天，是多年来少有的酷暑。他的室内没有空调，因为材料纸张堆满桌，他也不能开电扇，但他仍然在一年之内，拿出了甲戌校本。
文初提到红学发展至今已然百余年，红学会迄今也已经成立二十年，红学家、爱好者，熙攘之间不知几多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何况是红学这样大多研究内容都无定论的学科。据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大教授刘梦溪统计，红学前后共有十七次的论战，公案约有九次、四条不解之谜和三个死结。三个死结中就包括脂砚斋究竟是何人。邓遂夫的早期著作基本是围绕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展开的，他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表妹、李煦的孙女、史湘云的原型。
1989年之前，邓遂夫在红学界风头正劲，当时去参加红学研讨会，包括周汝昌这些老专家，都颤颤巍巍到他住的房间去找他聊天。周汝昌对他的评价极高，称其为“君是其间佼佼人”。2000年，邓遂夫出版甲戌校本，周汝昌用字几近奢侈：“我希望今年真是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剥极必复，大道难违。古历龙年，西元二千，忽有遂夫此论‘横空出世’，谓为非一大奇，可乎？确实的，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天际了。”他还在出版社为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预言说：“这部书的出版问世，适逢新世纪之肇始，是个好兆头，必将为长期以来沉闷无光的‘红学’局面打开一个崭新的纪元。”
缘来缘去还自在
虽然得到前辈大家如此的赞赏，邓遂夫却始终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甲戌校本出版前，邓遂夫已经接洽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他称现在的红学会会长、社科院副院长张庆善和红学会副会长胡文斌力邀他到北京，以“特约研究员”的身份聘入社科院，将提供住房、办公场所等优厚条件。后来因为遇到阻挠，最后此事不了了之，社科院将此名额给了著名作家二月河。
这场无头公案据称祸起邓遂夫与周汝昌“走得较近”，因而被与周汝昌不睦的阵营放逐。不仅是邓遂夫，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也被批为误导红学发展方向，称其所作所为连研究都算不上。但是刘心武也同样得到了周汝昌的赞赏。
不能进入主流，不能拥有编制，邓遂夫又一次如1989年一样，强硬的性格让他索性自立门户。2004年他的红学著作《草根红学杂俎》出版，邓遂夫以此树立旗帜，自称“草根红学”。邓遂夫自称因为没有学历，不是专家教授，所以用草根来反抗“门派倾轧”、“排斥异己”、“固步自封、唯我独尊”、自命“正统”的“主流红学”。
何谓草根？邓遂夫给自己三点定义，一是出身。因为他不是学问家出身，没上过大学，没有任何名头，不是专家教授。二是方法。邓遂夫取得的成就全是靠自己一个人憋在书斋里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完成的，因此他的书斋叫“释梦斋”，藏书三万册，珍品不少，比如大字本的周汝昌先生的著作《红楼梦新证》，专供毛主席看的一本“内部出版物”。邓遂夫常自豪称之：“你看哪个教授藏书有我多？”三是指定位。他希望红学能更民间。他的姿态，似乎是一种对立，对他所谓的“专门家”，他对此解释道：“我写《草根红学杂俎》，后记的题目叫《学术的另类追求》，我觉得，学术应该是面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广大的读者，不应该是由少数专门家封闭起来的自娱自乐。”
邓遂夫将自己定义为“独行侠”。苦难生活和屡屡遭遇不幸的邓遂夫总是很看得开，他讲起红学派系之间的倾轧几近笑谈：“我这个人呢，在红学界是独行的。现在红学界等于一个主流，一个非主流，非主流就是我。但是有些人说‘你已经成为正统派了，你就是主流了’。我说不这样说。所谓主流不主流是从思想意识上讲的，并不是说号召力更大，或者代表面更宽就是主流。”
邓遂夫仍在继续着自己的草根红学，作为一名“老北漂儿”，他在甲戌校本之后又出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校本》仍在筹备中。年过半百，精神却依旧饱满，他现在的计划是等这三本丛书出齐了，再出一个竖排版版本，将来再出一个自传。
红学不是谁的红学，邓遂夫依然兴致勃勃地出书，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列在所谓的“权威”名单上，但并不妨碍他在红学中寻找快乐。快乐是住在人内心里的，没人能阻挡，没人能剥夺。这才是草根的真正定义。■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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