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羲，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朝阳区文联主席、国家一级演员和著名男高音歌唱演员，由他演唱的《祝酒歌》经久不衰。在圈内，李光羲还有一段被传为佳话的美好婚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一个是才华横溢却清贫的歌唱家，一个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小姐，他们因着爱情冲破世俗走到了一起。
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们携手共同战胜了父母的门户之见，战胜了饥饿与缺乏，战胜了“文革”十年里的妻离子散，共同经历了因病痛而带来的事业的沉寂……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李光羲饱含深情地说：“我一生之中得到过太多太多的荣誉，但在我的眼中，最大的幸运是娶了一个理解自己、爱自己的妻子；因为有这份几十年不变的爱，我在遭遇贫穷、劫难和事业的瓶颈时才不至于丧失希望。”
富家千金嫁给贫寒“戏子”
1957年1月，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时候，在北京歌剧院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却洋溢着融融的喜气，一场简陋的婚礼正在这里举行，没有丰盛的婚宴，没有像样的家具，没有体面的嫁衣，甚至连双方的父母都没有到齐，房间正中的墙壁上贴着大红的“�”字，新郎和新娘就在歌剧院的一群同事面前欢欢喜喜地拜了堂。
新郎叫李光羲，192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他中学时父亲突然早逝，十七岁的李光羲辍学，接替父亲的工作，成为天津开滦矿务局的一名职工，一个人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业余时间，爱好音乐的李光羲一直积极地参加天津各大剧场的演出。1953年国庆，李光羲参加的合唱团要排练节目，他在合唱团里认识了小自己八岁的中学生王紫薇，这个充满活力的中学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王紫薇也很欣赏李光羲的才华，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成为好朋友。
1954年，李光羲考入中央歌剧院，登台不久就成为歌剧院的骨干，好事成双，他和王紫薇的关系也正式升级。可没过多久，这段恋情就遭到了王紫薇父母的反对。王紫薇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木商家庭，两个哥哥都不在父母身边，王紫薇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当母亲得知女儿的恋情以后，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告诉她：“跟这个‘戏子’谈恋爱，我是绝对不同意的，你还是趁早跟他断了吧！”
王紫薇知道，母亲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出门有汽车接送，在家住的是洋房，作为父母，当然不希望自己嫁到贫寒的人家受苦。在旧社会，从事唱歌、演戏的文艺工作者都是没有地位的“戏子”，不仅收入微薄，还容易“多情”，对于家境富裕的家庭来说，有几个做父母的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
面对父母的阻挠，王紫薇却心意已决，她一一向父母列举李光羲的种种品质――上进心强，虽然十七岁就辍学当了工人，却能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歌剧院；有责任感，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大半交给了家里作为生活费；李光羲在工作能力上也很出色，刚到中央歌剧院就被领导委以重任……
母亲的态度却比她想象的要坚决，她正色告诉女儿：“你跟他谈朋友也可以，那就跟这个家断绝来往！”
来自家庭的阻挠没能阻挡住相爱的两个人，1955年，王紫薇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继续和李光羲维持着恋爱关系。尽管王紫薇一直频繁地给远在天津的父母写信，对于女儿的这段爱情，远在天津的父母却依然不看好。
1957年，正赶上反右运动和“上山下乡”的热潮，李光羲被下放到河北阜宁县务农。接到消息后，他忐忑不安地问王紫薇：“过完这几天我就下到阜宁，户口也要迁过去，到时候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王紫薇听罢告诉李光羲：“你别担心，我正在做我爸妈的思想工作呢，我们迟早会在一起的！”
离别在即，两人心中都有许多不舍，李光羲鼓起勇气提议说：“要不然我们结婚吧！”王紫薇当即就同意了。
两个人的婚讯一传到天津，王紫薇的母亲毫不耽搁地赶到了北京，她找到李光羲，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告诉他：“你休想娶我女儿回家。”
为了促成这一桩婚事，李光羲几乎发动了歌剧院所有的力量，领导和同事们轮番劝慰，依然没能让老人回心转意。婚礼前一天，老人愤然离去，临行之前她告诉女儿：“你既然执意要结婚，就休想从家里拿走一分钱嫁妆，以后不幸福也不要来找我们！”
母亲走了，王紫薇看着歌剧院安排的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空荡荡的婚房，心里却没有一丝悔意。
整个宿舍楼都为这桩婚礼张罗开了。东家抱来一床被子，西家搬来几把条凳，大家东拼西凑，总算是摆上了几件家具，在墙壁中央贴上一个“�”字，这才有了婚房的样子。第二天，这个娘家拥有一座花园别墅、一辆汽车、两个仓库和一个码头的大学生千金，穿着一件半旧的毛衣就嫁给了她的意中人，从此与衣食无忧的日子彻底告别。
短暂的幸福之后就是别离。新婚第八天，李光羲就正式起程前往阜宁的农村。从不算计日子的王紫薇数了数大家送来的彩礼钱，除去买喜糖的钱，还剩下二十四块。她用这些钱给李光羲买了一只箱子，然后还掉从朋友们那里借来的物品，拖着自己来时的那只箱子回到了学校。
贫穷的日子真正开始了。
回到学校的几个月，王紫薇发现家里停止了给自己寄生活费，所有的开销全靠李光羲那点工资――李光羲一个月工资八十四元，有一半要寄给家里做生活费和两个妹妹的学费，最后到王紫薇手上的生活费少之又少……
下放不到一年，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引进世界经典、建立剧场艺术的号召，李光羲提前结束了在基层的锻炼，回到歌剧院参演歌剧，并一举获得成功，不久就被派往俄罗斯参加访问演出。
尽管事业一天好过一天，经济状况却丝毫没有改变。李光羲从俄罗斯回来，送给王紫薇一条丝质头巾，这条丝巾成为艰难岁月里难得的奢侈，之后的几十年里，王紫薇几乎没再给自己添置过衣服。
李光羲每每想起这些事情时就心怀感念，王紫薇离开富足的家庭跟随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受穷，却始终笑对人生，从未抱怨过。
走过三年饥荒十年劫难
1959年，王紫薇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眼看两个人多了一笔收入，却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给不足，长时间的忍饥挨饿使李光羲瘦得形销骨立。1959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李光羲饥饿难忍起床喝水，一时站立不住昏倒在地上。
一场虚惊之后，王紫薇把几乎能够省下的粮食都偷偷省给了丈夫。一个月家里可以得到一斤鸡蛋、半斤肉和二两油，她变着法子让李光羲多吃。饥饿的恐慌已经在全国蔓延，王紫薇却用她的细致和智慧维持着这个家的从容。每天，李光羲脱下光鲜的演出服，换上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回到家里，对于生活却不曾有一丝的失落感――小小的房间永远是一尘不染的，粮食虽少，桌上的餐具却总是别致而整洁。这样高品质的生活立场帮助夫妻俩战胜了饥饿，即使是最难熬的时候，李光羲依然从爱情和事业中看到了希望。
1961年，喜事来了，一个小生命在王紫薇的肚中孕育。对于处在饥荒中的人来说，怀孕也是一种考验，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平安地活着，又有谁能保证腹中的孩子能够顺利地呱呱坠地？
为了孩子，李光羲只能每一顿再少吃一点。遇到歌剧院外出演出，李光羲才有机会善待一下自己的肚子。
王紫薇的怀孕终于缓和了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王紫薇的母亲虽然仍不接纳李光羲，在外孙女李棠出生后，依然带足了自己的口粮，专程来北京照顾女儿及外孙女。因为营养不良，王紫薇生下孩子后整整瘦了一圈，而刚出生的李棠，则更是瘦得皮包骨头。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王紫薇和女儿总算度过了最艰难的1961年。之后，李光羲的事业继续上升，先后演唱了《牧马之歌》、《松花江上》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
原本以为这样清贫而又美好的日子会继续过下去，始料未及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演过《货郎与小姐》、《叶甫根尼・奥涅金》、《茶花女》等众多国外著名歌剧的李光羲首先被卷入这场风暴。
1966年5月的一天，李光羲被几个同事叫到单位的大礼堂，一进门就被满墙的大字报惊呆了，横七竖八的大字报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罪状”：资本主义的毒草、反动派、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批判大会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李光羲顿时觉得脑海一片空白。李光羲曾经因为演出过多部经典的外国歌剧而被誉为“中国歌剧第一小生”，如今，这些优秀的作品却成为他“反动”的证据，十年的噩梦从此开始。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李光羲每天清早就被拉出去批斗，在大庭广众之下弓着身子一站就是一整天，回到家里已经是腰酸背痛。王紫薇每天下午都小心翼翼地等着，盼望李光羲能平安归来。
不久以后，李光羲被下放到海河边上参加劳动改造，王紫薇也被下放到江西。此时二女儿李和核和三女儿李纳新也已经出生，外婆终于放下过去的恩怨，将三个孩子接到天津――这时的外婆家早已不比当年，巨大的家产早已在批斗中瓜分殆尽，只剩下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用以立足。
妻离子散的日子，夫妻俩就靠着书信汇报彼此的平安，在劳动改造的那段日子，王紫薇最盼望的就是来自海河边上的信。李光羲的信总是很简单，三言两语地告知一切都好，老乡对自己很好。对于王紫薇来说，这些就是莫大的喜讯，在动荡的时局中，让自己知道日夜牵挂的人还活着。王紫薇的这种信念从来没有消退过：只要活着，日子就会有奔头。
最黑暗的日子终于过去了。1977年，李光羲和妻子重新回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贫穷依然伴随着这个家庭，李光羲却感觉扬眉吐气了，作别自己心爱的舞台达十年之久，现在终于可以大声放歌了。“四人帮”粉碎后，正好施光南创作了一首《祝酒歌》，这首歌被李光羲一眼看中。有一天，李光羲在迎接外宾的演出中和自己的小乐队合作了这首《祝酒歌》，赢得了在座的李先念主席和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这首歌一下子为他“文革”后重返舞台开了一个好头。1978年除夕之夜，李光羲再次演唱了这首《祝酒歌》，之后短短的两个月里，出版的一百万张唱片就被抢购一空。1979年，李光羲也因为《祝酒歌》获得了全国首届金唱片奖。
事业重新焕发光彩，家中的经济状况却依然没有改变，即使唱片的销量突破了一百万张，李光羲也只从中得到了十几块钱的收入。有好几次，王紫薇看着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的李光羲，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身上那件衬衫已经伴随了他十几个年头，许多被外衣遮住的地方，补丁连着补丁，已经不能再补了。
一天，王紫薇翻出所有破旧的衬衫，让李光羲挑出一件最舒适的，她熬了一个多月的夜，小心翼翼地将这件破衬衫一块布一块布地拆开，用旧报纸照着每一块布的原样剪出模型，然后买来布料，再照着模型裁剪，最后小心地拼接起来――用这样的方法做一件衬衫，比到商场买一件现成的要便宜五块钱。
市场上的馒头一个要卖五分钱，自己蒸的话可以省一分钱，为了这一分钱，王紫薇每天从学校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坚持自己和面蒸馒头，而且一直要忙到晚上才能坐在书桌前开始备课；曾经下馆子从不问价钱的富家小姐，如今买什么都是挑最便宜的……这样不畏辛苦的精打细算，王紫薇做得心甘情愿，在她的苦心经营下，这个家终于攒下了零零散散的存款。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又一个坎挡住了幸福的去路。
1981年的一天，李光羲突然发现自己的嗓子唱不出歌了，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得了“喉肌弱症”，“文革”期间十年没有唱歌，突然放开嗓子唱，喉肌的张力不足，现在连说话都没有力气，又怎么唱歌？
即使是在“文革”的时候，李光羲都没有绝望过，舞台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天堂，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岁里，只要还有歌唱的机会，就可以挥洒自如。那段时间，李光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王紫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陪他一起去游泳、锻炼，陪他去做针灸，鼓励他坚持练习气息发声。漫长的六年时间里，李光羲消失在观众的视野里，只有王紫薇一个人默默地做着他的追随者，坚定地支持着他。
1986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李光羲像往常一样练习发声，突然嗓音亮了起来，六年的等待终究没有白费，李光羲再度登上舞台！
事业比翼双飞
嗓子恢复以后的李光羲，仍然要接受妻子严格的“管制”――不能多说话、要注意休息。对于他深爱着的歌唱事业，王紫薇总是无条件地支持着。作为国内最著名的歌唱家之一，李光羲几乎和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一起同台表演过。王紫薇始终对丈夫的职业报以信任和理解，因着这份理解，李光羲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任何的绯闻。
1999年，王紫薇从北京大学退休，那时女儿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大女儿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以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念了博士，与我国半导体领域的一名科学家结婚；老二成了一名钢琴教师，嫁给了一名画家；老三与女婿在美国和日本待过几年以后，也进了外企工作。辛苦操劳几十年，夫妻俩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来，李光羲索性带着妻子在世界各地游历起来。他们牵手走过不同风情的大街小巷，在别致的建筑物前合影，饿了就拐到街边的小吃店饱餐一顿。每到一处，他们都会花四美元买下一个代表当地形象的冰箱贴，回家后贴在厨房的冰箱门上。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冰箱上花花绿绿的已经贴满了一百多个，每一个贴都像是一个幸福的戳，见证着夫妻二人共同的足迹、共同的经历。
2007年年底，李光羲从歌剧院退休。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他的演唱生涯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邀请函依然雪片般地飞来。对于这些邀请，只要有时间，李光羲一律来者不拒。这一年正好是李光羲和妻子的五十年金婚，两口子特意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拍了一套结婚纪念照。照片取回来以后，李光羲郑重地将两人的合影挂在客厅的中央，他看着合影，满是感慨地对妻子说：“真是多亏了你啊，如果没有你，我怎么可能这个年龄了还能站在舞台上唱歌。”王紫薇听了，在一旁笑着说：“李光羲，你不光要唱，还要比年轻时唱得更有激情！咱俩都应该越活越有激情！”■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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