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在一生军旅生涯中，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期间，有与共产党军队的激烈交战，也有与共产党人的秘密交往。尽管他赞同联俄、联共，反对内战，以及到后来联合各种力量一致抗日，但他却不知道当年在自己身边就有共产党人。张学良非常爱才，他对那些能力强的人给以充分的信任，有的直接留在自己身边委以重任。在张学良特别喜爱的人才中，有一位是身处 “剿总”要害部位的中共北京特科秘密党员――潘文郁。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潘文郁这个名字了，可是当年无论是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以及在张学良的个人感情中，潘文郁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他是中共派往第三国际组织的要员
潘文郁，化名潘东周，号文郁，笔名问友、冬舟、东舟，湖北襄阳东津湾人。1906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十四岁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他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突出，文才尤其出众，深得时任国文教员的萧楚女的赏识。
潘文郁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秋天，他和王明、胡伊默、伍修权等十一名从湖北选拔的学员搭乘苏联的煤船离开上海，然后转乘火车于11月上旬到达莫斯科，成为国共两党首批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其时，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了安全起见，会议地址选在苏联莫斯科近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银色别墅”秘密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是大会翻译科主任。由于潘文郁俄语水平很好，王明就把他推荐给周恩来当翻译。会议期间，无论是口语翻译，还是其他实际工作能力，潘文郁都得到了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赞许。
因此，在党的六大会议之后，潘文郁作为中共派往第三国际组织的秘书长，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
他受到同窗好友王明的打击报复
1928年年底，根据党的指示，潘文郁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并创办中共党刊《红旗》。
潘文郁文才出众，写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在领会写作意图方面更胜人一筹。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的李立三的许多发言稿和文章，大都出自潘文郁之手。潘文郁才华横溢，与朱镜我、王学文等成为共产党“左翼”文化团体“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
就在潘文郁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一场猝不及防的政治灾难正在悄然逼近，而在背后向他伸出重拳的，却是他的同窗好友――王明。
1929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在潘文郁的手下工作，在《红旗》编辑部做了一名普通编辑。对于王明来说，遂有怀才不遇之感，他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因为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眼里的大红人。他踌躇满志地回国，怎么能甘心当一个普通编辑？
而这时候的潘文郁，由于才气过人，已经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代李立三起草文件。后来，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潘文郁又做了向忠发的秘书。当时，有人称潘文郁是向忠发的文胆，李立三的左膀右臂。王明看到这一切，既羡慕他，又嫉妒他。
1931年1月的一天，王明在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活动时，被巡捕当做普通违法分子拘禁。当时巡捕并不知道王明的真实身份，就对他说：你找人拿钱来我就放人。于是，王明直接给潘文郁写了个字条，让巡捕拿着条子去找潘文郁要钱。王明的做法严重违反地下工作纪律，这非常危险，很可能招致中共中央被敌人破坏。潘文郁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他当机立断，马上通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
当王明被拘之事被共产国际知悉后，王明的“后台”米夫马上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兰及夫人出面营救，在交了一笔很高的保释金之后，王明被从巡捕房里领了出来。
事后，王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一名编辑。王明受到纪律处分后，迁怒于潘文郁，尤其对潘文郁没有及时保释他出来，一直心怀不满，认为这是潘文郁与自己过不去，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这为王明后来清除“立三路线”时打击报复潘文郁埋下了伏笔。
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要求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米夫一手策划，意在扶植陈绍禹（即王明）等人上台。会议在一天内完成了对中共中央的改组，曾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他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严厉打击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潘文郁因此受到打击，被派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他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1931年7月，是潘文郁人生的一大转折。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经被叛徒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这时，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黎天才闻讯赶来，力劝潘文郁自首。
政治上失意的潘文郁，在内外压力下自首，与中共划清了界限。随后，报纸上刊登了潘文郁自首和退党的消息。很快他就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脱离组织后，潘文郁情绪低沉，痛苦落寞。后来他找到好朋友陈豹隐，由于两人都精通六国文字，决定一起翻译《资本论》。在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册后，潘文郁一个人又完成了第二、三册的翻译。就这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译本，很快就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国最早的中译本《资本论》。
这期间，潘文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在翻译《资本论》期间，他抽时间走进大学校门，继续宣讲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思想。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的注意。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由于钱壮飞及时报告中央，才使上海党中央机关免遭劫难，脱险的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中央特科，并安排陈赓建立新的情报机构。
陈赓秘密北上天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建立了北平特科。对于潘文郁的那些举动，地下党对他有一个基本判断：一个叛徒还继续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这不合逻辑，这说明这个人在思想深处并没有背叛共产党。这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北京特科，急需发展灰色身份的人员，经过对潘文郁一段时间的观察，吴成方决定亲自登门拜访他。
这天晚上，他们两人畅谈至深夜。为了消除潘文郁的疑虑，吴成方坦诚地对他说：“按照党章对党员的要求，你违反了党章，把你开除了党籍，就完了。并没有因你违反了党章，开除党籍并消灭肉体。为什么对有些人叛变投敌，开除党籍，还要消灭他？因为他带着敌人到处破坏党的组织，到处抓革命同志，给党组织造成严重危害，这就属于敌我矛盾了，所以我们就要消灭他。”接着吴成方又对他说：“你不是这样子的，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可是你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得到党组织的再度认可，潘文郁非常激动。在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郁再一次加入共产党，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他打入国民党“剿总”要害部位
像潘文郁这样一个在共产党内这么有影响力的人，怎么会成为张学良非常信任的人，并成为他的机要秘书呢？
黎天才当时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负责情报工作。他早年也曾是中共重要干部，并长期在李大钊处工作，后被捕自首。几经周折后加入了奉系。他才干出众，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张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劝说黎天才为革命做些事情，他同意了。
两年多后，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潘文郁打入了国民党内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向黎天才征询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黎天才已经脱离共产党多年，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于是他经常向潘文郁讨教。
1934年，张学良经过到欧洲考察，眼界更加开阔。回国后，他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苦于身边没有这类“秀才”。这时，黎天才已是张学良的政治高参，遂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潘文郁。潘文郁就这样化名潘东周来到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希望多了解一些马列理论，而潘文郁对马列理论和《资本论》的讲解，可以说是顺手拈来。张学良对潘文郁的渊博知识赞赏有加，非常佩服他。他对身边的人说：“潘东周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他学习《资本论》。”时隔不久，张学良担任国民豫党鄂皖“剿总”副总司令后，便任命潘文郁为“剿总”机要秘书。潘文郁到张学良身边后，北京特科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张学良和获取军事情报。
这时，蒋介石正在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潘文郁利用“剿总”机要秘书这一特殊身份，为红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重要军事情报，从而使国民党鄂豫皖“剿总”对红军的围剿行动连连受挫。尤其是1934年7月17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河南罗山县西南长岭岗围攻红军时，遭到徐海东部队的连续打击，张学良部损兵折将，他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他反问自己：“我东北军，我的‘剿总’部队，武器这么先进，兵力这么足，怎么还能被中央工农红军打得一败涂地呢？”他很想找出其中的原因，所以他想研究一下中央红军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责成时任“剿总”总部机要组组长的黎天才，尽可能搜集有关中共红军的情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文郁。潘文郁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的一些政策、纪律、规定和一些不重要的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小册，取名《匪情辞通》。
实际上，潘文郁在利用这个机会，向张学良介绍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所以他把红军的一些规章制度，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内容，都写得很详细。张学良看了潘文郁编写的这本小册子非常高兴，也非常钦佩他的能力。张学良还亲自给小册子题了序，然后印发部队，他自己还随身带着一本以备随时翻阅。自此，张学良对潘文郁更加信任。
张学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辩护
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北平当局突然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所有的力量，摧毁了北平特科，二十多名北平特科情报人员英勇牺牲。这是继顾顺章叛变后，中共地下组织最为惨重的损失。在这次行动中，国民党在搜剿北平特科联络点春秋书店时，发现了国民党的许多高级机密文件，有的还是原件。特别是发现的武汉国民党“剿匪总部”绝密文件的原件，引起了搜捕人员的注意。其中有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更是让搜捕人员大吃一惊。因为这份绝密文件只发给国民党团长以上带兵主官，武汉“剿总”机要组备存一份，只有一个人负责保管，他就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潘文郁。
当时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拿到机密文件一看，非常吃惊，他马上把这一情况密报给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
1934年11月底的一天清晨，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令他亲启的火急电报，电文称中共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要他将“剿总”机要秘书潘文郁立刻逮捕监禁，押解南京。
因为蒋介石密令张学良把潘文郁押送南京，所以张学良和潘文郁一起来到南京。张学良一方面非常爱才，另一方面是重义气，尽管他知道潘文郁有通共嫌疑，但还是想把他保护下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学良不愿意别人指责他重用的人通敌。张学良也了解当时潘文郁的案情，知道没有确凿证据，还没有最后结案。于是，他向蒋介石为潘文郁辩护：“仅凭一张军事形势图不能说明潘文郁就是中共情报人员。”蒋介石当时也没有十足的证据，所以也没办法给潘文郁定罪。最后，张学良没有把潘文郁留在南京，而是又把他带回武汉“严加管束”。
但张学良知道蒋介石不会轻易罢手，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采取暗杀行动，他把潘文郁安排住进自己在武汉的司令部官邸，给予食宿方便，但限其在张公馆内活动。潘文郁也知道自己的险境，最后决定尽快离开是非之地。
一天，潘文郁向他的直接领导黎天才请假，说他要回家看看。黎天才就准假叫他回家了，可是放他走后黎天才又后悔了，他想，万一潘文郁趁机跑了，他怎么跟少帅交代啊？
正当黎天才焦急万分的时候，潘文郁自己又回来了。这让黎天才非常吃惊，他认为这是因为潘文郁人品好、仗义。张学良得知此事，也非常感动，实际上张学良也知道，潘文郁要是走了也就走了，他没法交代，但蒋介石也不能把他怎么着。但是，潘文郁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潘文郁已经成功脱身，但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从张学良和黎天才对他的人品的敬佩上可以看出，他是担心自己连累张学良和黎天才，或者是想等风头过去后继续潜伏下去。
就在这时，被俘的北平特科情报员杨青林变节，而杨正是潘文郁的单线联系人。
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战事越来越紧急，红军的处境非常危急，北平特科派杨青林到武汉，去向潘文郁索要国民党“剿总”的兵力部署，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潘文郁正处在“剿总”司令部的特殊位置，掌握着大量机密，他十分清楚第五次“围剿”的战局，并为此非常着急。由于情况紧急，有些文件他根本就来不及抄录，为了反“围剿”的胜利，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当杨青林来取情报时，他冒险把一部分抄录的和一些来不及抄录的原件等重要情报，一起交给杨青林带回北平，然后由北平特科转交红军总部。
随着杨青林的叛变，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杨青林向国民党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供认，潘文郁并没有脱离中共，真实身份是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
蒋介石终于拿到了证据，张学良也无力回天了。蒋介石口气强硬地命令张学良自己处理潘文郁案，并令他立即枪毙潘文郁。同时，蒋介石还密令张学良逮捕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和其他几位涉嫌者，又电令武汉宪兵团搜查黎天才在武昌的住宅。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也接令搜查了黎在北平的办事处。但是张学良还是试图保住潘文郁，他多次电复蒋介石，请求宽恕并减轻潘文郁的罪行，并求情说潘文郁会六国语言，很有学问，是个人才，这样的人，中国极少。蒋介石听后，严厉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执法不严，他担心张学良作伪，遂指定由参谋长钱大钧到武昌监刑。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二十九岁的潘文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
潘文郁牺牲后，张学良对未能保住他痛心疾首。这时，他还要面对蒋介石密令他处理黎天才等人之事，但他并没有把黎天才押送南京。潘文郁的死让他痛心不已，他不能容忍再失去一个亲信。后来，他曾对共产党员刘鼎谈起“潘案”时，声音沉重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张学良遂向蒋介石力保黎天才无问题。随后，张学良亲自带黎天才赴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张学良表示，如将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得辞职。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张学良的特殊地位和与他的特殊关系，觉得在“剿共”的大背景下，不便触怒张，这才使黎天才躲过了一劫。
潘文郁的牺牲是中共对敌情报工作的重大损失。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深感痛惜，他沉痛地说潘“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由于北京特科被破坏，中共北方局特科与张学良的联系线索就此中断了，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彼此才建立了新的联系。
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后来，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也给中央写信，希望能追认潘文郁为烈士，以告慰丈夫在天之灵。中共中央秘书室请廖素丹到当地政府申请烈士家属待遇。随后，当地政府调廖素丹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工作，潘文郁的两个儿子潘湘生、潘平生也作为革命烈士的子弟参了军。另外，政府还给潘文郁的弟弟潘薪传安排了工作。
然而，“文革”期间，巨大的不幸再度降临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潘文郁的亲属一度被扣上“叛徒”家属的帽子，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潘文郁在部队服现役的两个儿子都被勒令转业。潘文郁的弟弟潘薪传也受到冲击，他忍受不了红卫兵的反复逼问拷打，一怒之下投江自杀。历经沧桑，已经心力交瘁的廖素丹没能等到为丈夫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于1976年病逝。
十年“文革”浩劫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当年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希望上级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况。之后，由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七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革命经历。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五十三年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曾是北京特科成员的杨宪珍闻讯很高兴，专门给薄一波写信告知。薄一波在给杨宪珍的信上写道：“看了你的信，我很高兴，潘文郁同志的情况，早在‘文革’前一次与周总理的谈话中，就得知潘出去后即赴武汉我情报机关工作，且有重大贡献而牺牲了。”
潘文郁的英灵得以告慰。■
（责任编辑/陈 思）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