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_我与赵超构的两次会面

   1961年,在短暂的解冻气氛中,我还是想为杂文解冻尽一点绵薄之力。我想找些上海杂文界的头面人物,借助于《解放日报》的《朝花》版面,重振上海杂文。但是,做这项工作谈何容易!我既无资历,也无背景,不过文界一小卒耳。但我是初生牛犊,有一种不知天高地厚、不怕老虎的勇气。我把我的想法给报社文艺部领导黎家健和分管文艺的副总编徐惟诚(后来任《北京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等人汇报了,领导鼓励我说不妨试试。
  我的组稿名单上第一名是赵超构。赵超构,笔名林放,是中国现代报业的一位老前辈。他1910年出生于温州府瑞安县,是赵匡胤第四十一代孙。早年就读于温州艺文中学、瓯海公学和省立十中,都因参加爱国运动被迫退学。无奈之下,他于1929年去日本留学。1934年他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毕业后,任南京《朝报》编辑。1938年他去了重庆,任重庆《新民报》主笔,撰写《今日论语》。1944年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回来后赵超构发表了系列通讯《延安一月》,向大后方人民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1946年他参与筹建《新民报》上海版晚刊,任总主笔,并为《人世间》杂志撰写专栏杂文,篇幅短小,但笔酣墨饱。远至世界各地政坛风波,战场烽烟,近在街头巷尾社会见闻、市井琐事,无不聚其笔端。常从群众舆论中撷取材料,发为评论,切中时弊。发生在境内的“臧大咬子血案”、公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闻一多大会、摊贩事件、劝工大楼血案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皆被他著文发表于《今日论语》,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呼喊。
  新中国成立后,赵超构参与办《新民晚报》,毛泽东曾在上海、杭州几次召见过他。1956年12月19日他在《解放日报》刚创刊不久的《朝花》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杂文,题目叫《“片面”无忧论》,文中说,杂文篇幅短,难免片面。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驳了赵超构这一观点,但未点赵超构或林放的名。毛泽东说,杂文虽然篇幅短,但也并不是不能避免片面。如鲁迅的杂文很短,但并不片面。当时正是反右前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正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大报上,响应上面的号召“鸣放”,鸣出了一些上面不愿听的话。毛泽东一批评,《新民晚报》转向比较快,做了自我批评,再加上凭赵超构与毛泽东的老交情,《新民晚报》与赵超构都幸免于难。毛泽东在给《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新民晚报不同,它做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新民晚报犯的错误比较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张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
  我和赵超老(新闻界对他的尊称)在电话上约好拜访他的具体时间后,在脑海里又重温了1957年那惊险的一幕。那时的情景,连我这个后生小子都感到惊心。未知当时赵老心境如何?
  新民晚报社位于上海市圆明园路上,距文汇报社约一百米。我从解放日报社走过去只有一刻钟路程。那是夹在别的楼宇之间的一座并不起眼的五六层小楼。
  进入赵超老的社长办公室,看到室内并不算宽敞,也不豪华,但整洁、朴素,有一股清雅的书卷气。赵超老热情招呼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后,就沉默了。秘书送上茶后,掩门而出。剩下我们一老一少。我是有备而来的,自然还是由我打破沉默。
  我说:“经过整风、反右以后,思想界、文化界,包括新闻界一直比较沉闷。现在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倡发扬魏征、海瑞精神,向各级领导‘进谏’、建言。北京新闻界、文化界、思想界的老前辈纷纷在中央和首都报刊上发表文章,特别是杂文,如‘长短录’、‘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解放日报》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也想在版面上活跃一下气氛,想请您带头在《朝花》上撰写一些系列杂文,辟个‘林放专栏’也可以,您看如何?”
  赵超老沉思片刻,像从心底深处艰难而又带着苦涩地说了一句话:“党报杂文不好写!”
  我说:“您不是经常在贵报一版‘未晚谭’里发表言论吗?”
  赵超老说:“《新民晚报》是市民报,我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同市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具体事的言论好写。党报言论则不同了,要站得高,看得远,题材选择要求严,立论、逻辑都要缜密,而不能片面。要写得好,很难。”
  我说:“久经沧海难为水,您老的话是有道理、可以理解的。但话又说回来,‘吃一堑,长一智’,您老经历了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几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阅历丰富,办报经验丰富,又同高层人物接触广泛,杂文又一直写得受广大读者好评,《朝花》杂文虽难一些,但对您老来说是可以举重若轻的。”
  赵超老苦笑着说:“社会和时代发展迅速,我们年纪大的人,思想已不能及时跟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杂文的时代性很强,这就是我们老作者的两难之处。”
  我说:“有人说,有些杂文作者的作品多是批评老百姓的愚昧和落后,而您老的杂文则有许多是批评上面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故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赵超老沉思了片刻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鲁迅对国民性的愚昧、落后不是也很重视吗?像他笔下的阿Q、华老栓等形象。”
  我说:“有人说鲁迅杂文是文学性杂文,您老的杂文是新闻性杂文,或者说是新闻性时评。这种说法确切否?”
  赵超老微笑说:“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政论,是一种新的界说,是确切的。鲁迅杂文确实既具有政论特点,又具有文艺性特点,是力与美的结合。一般报纸上的新闻时评是不可望其项背的。但好的新闻时评也应带有文艺性,嬉笑怒骂皆成时评也。我在‘未晚谭’里发表的短评,介乎杂文和时评之间。基本上是新闻时评,篇幅太短,只有几百字,一般一事一议,不能展开,不便旁征博引。但我也尽可能学习鲁迅文学性杂文笔法。鲁迅有些几百字的杂文、随感录同样写得妙趣横生。我的文字不能同鲁迅先生相提并论,滴水与大海之别也,我的是速朽文字。”
  我笑着说:“您老过谦了。”
  赵超老严肃地说:“杂文,不要光找老作者写,老作者本来就不多,而且还不断老死,会更少的。应该培养一批青年杂文作者。虽然写好杂文要求作者拥有广博的知识、很高的综合素质,但是青年作者没有包袱,对新事物接受快,只要不断努力,是会写出好杂文来的。”顿了一下,赵超老问我:“‘元三’是你的笔名吗?我在《朝花》、《笔会》、《大地》、《东风》等副刊上看到一些署名‘元三’的杂文和散文,文笔是清新的,论证是严密的。”
  我急忙说:“‘元三’是我的名字,我本名赵元三。在杂文领域,我还是一个学徒。启蒙于山东师范大学田仲济教授的鲁迅杂文研究。前段时间我买了《鲁迅全集》以及秋白、茅盾的杂文著作在研读。一边编辑杂文稿件,一边学习杂文写作艺术。我特别想向您这一代铮铮铁骨的老报人学习。望您老今后不吝赐教。《朝花》除杂文栏目外,还有个‘车间随笔’栏目,计划培养一些工人杂文作者。”
  赵超老笑着点头说:“很好,很好。”
  临别时,我再三请求赵超老为《朝花》写杂文。他说考虑一下。但我始终没有收到他的杂文文稿。我曾几次打电话催他,他还是那句话:“党报杂文不好写。”
  直到“文革”过后,我在一次会议上碰到赵超老,他精神矍铄,仍然健朗。他对我说,很抱歉,当时真的是不敢给你们党报写杂文了。我真佩服他的政治敏感性――他当时就已预感到气候还会变化、变得更坏,所以他一直没有给我写那招惹祸端的杂文,这才避免了几年后“文革”中廖沫沙式的被批斗,避免了像邓拓那样因《燕山夜话》被逼自杀的厄运。赵超老没有二次“上钩”,也没有二次“出洞”。益见作为老杂文家的赵超老思虑之深也。他是政治家办报、写杂文,不像我辈书呆子,书生办报、写杂文,以致后来“运交华盖”。■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