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5年大学毕业去青海工作,到2001年10月离开青海,前后十七个年头。很多人问我,当初是怎么想到去青海的。有些媒体记者很善意地提醒我,这是支边,是支教,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但我总是笑着告诉他们:不是我支边,而是边支我;不是我支教,而是教支我。
我这样说,一点也不矫情,事实上,即使当年在青海,我也是这样对别人说的。
我生长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某一偏僻角落,十八岁之前,除了上学,放学后就是在村前屋后打猪草,割牛草砍柴火,或者就是下地干活。那时,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是中考和高考之后的两次体验。此外,这世界多大,我完全不知道。我大哥读大学时,从大学写信回来,我觉得神奇又自豪:我们家和一个遥远的地方有联系!这令我十分兴奋,那时我在读初中,可见我一直向往着远方。后来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远方》,其中有两句:“远方诱引我,想象统治我。”说句诗意的话,是人在家里待着,却在远方迷失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虽然走得不远,就在安徽读书,但总算走出了家门。可是,一转眼,四年大学生活眼看就要结束,按我们那时的分配方案,我们都要回到自己家乡的县教育局去。我十分恐惧:难道我刚刚冒一冒头,看一眼大千世界,就又要被按回去,装进家乡的笼子中?
我想到了支边,这是那时唯一可以摆脱分配束缚,走自己的路的途径。
老实说,选择到青海,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为了看更远的远方。
我们当时对西宁一无所知,就以为这是一个在戈壁上的城市。我们准备好了来住的帐篷:在夜晚,风雪交加,寒风呼号,帐篷里面一灯如豆,我们在这灯下写作、争论……
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浪漫,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完全不能理解。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人,一定不要囿于小环境,困于小圈子,一定要走得更远,登得更高,以便看到更开阔的景致,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半径不断放大!
当然,这需要勇气。
前两年,我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来上海,想应聘上海的中学老师,但由于他长期在内地闭塞的小县城,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上海,他回去了。在送别他的晚宴上,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当初怎么敢去青海?”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不敢?
他摇摇头:我不敢。
我明白了,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有想法,但是就是不敢。
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勇气比才气更重要。
而我们到了青海之后,才发现,青海西宁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而是一座非常美丽、繁荣的现代化城市!
有勇气,才能迎来运气。
很多媒体记者采访我时,都要问一个问题,青海给了你什么?
我说,高度、宽度和距离。
青藏高原本来就是高度,但神奇的是,这一地理高度可以转化成心理高度。
1998年,我在青海写关于先秦诸子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在贾平凹先生主编的《美文》上连载。
我写得很恣肆,也就是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完全不顾忌相关专家可能的惊诧和质疑。
我对一同来的左克厚同学(现为青海师大教授)说,很奇怪,我写这些文章时,就感觉到我在高原之上,而北京、上海等却在我的衽席之下,颇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气度。
左克厚点头称是:这是高原给你的自信。
确实,在青藏高原写文章,有俯瞰天下之势。
当然,这种高度还得益于距离。
由于远离喧嚣,我们可以远距离地冷眼旁观,这样才能看穿很多假象和把戏,看出一团热闹中的真相。我后来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对世界万事万物,心要热,但眼要冷,这是青海给我的启迪。
青海还给了我们宽度。
到青海后,最让我们欣喜的,还不是西宁的繁荣与现代化,而是:这是一座移民城市。当时我们青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的二十来个老师,除了三四个青海籍的,其他来自上海,山东,天津,四川,陕西,甘肃……
而在西宁的任何场合,一桌吃饭的十个人,可能就是来自全国十个不同省份的。
这是西宁最重要的素质,这是西宁给我的最大的财富,我后来跟所有人谈到西宁,我都要说,即此一点,西宁就比绝大多数省会城市有魅力,因为它由此可以培育人的心胸和眼光。
而就我的观察比较,西宁人确实比绝大多数其他城市的人具有更开阔的胸襟,更开放的眼光,更高远的目标。
生活在移民城市的西宁人,他们知道,世界很大,品类很多,他们足不出西宁,就知道天下林林总总。
所以,西宁人不会大惊小怪,不大惊小怪了,就自然有一份从容,有一份自在。
而这,是人生的很难得的境界,西宁很轻松地就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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