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阿甲(1907―1994),原名符镇宝,去延安前改名符律衡。因为说话有些口吃,延安的同事学他说话的样子“阿……阿……甲”,他遂顺人意干脆就改名“阿甲”。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被业界公认为当代中国戏曲导演的标志性人物、探索京剧现代戏的突出代表、中国戏曲表演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第一改编者和导演;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自己一生职业戏曲活动的发源地――延安的一段特殊经历,那就是与毛泽东主席之间主要围绕戏曲活动的交往。
“毛泽东同志不离开延安,你们就不能离开延安。”
父亲从小酷爱京戏,后来成为票友,虽生活境遇十分艰难,历经变迁,频遭失业,终未放弃;但思想上又总认为京戏属于封建落后文化,而对之轻视,不屑“下海”(当职业演员)。
抗战爆发,父亲历经艰难,于1938年春到达延安。为了抗日、革命,他想从军从政。不料在一次联欢晚会上,他用京剧“西皮流水”的板式,演唱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抗日歌曲――贺绿汀作的《游击队之歌》,既是耳熟能详的歌词,又是新颖独特的腔调,通过京剧的旋律和节奏,生动表现了游击队既神秘隐蔽又突然袭击的心理动作,与在场者的抗日情绪产生了强烈共鸣,博得满堂掌声。从此,父亲 “一曲定终身”,完全出乎意料地被调去做京剧工作。
刚开始,父亲感到不是滋味:难道我别妻舍子、历经艰辛到延安,就是来唱戏吗?经组织说服教育,后来又看到了京剧的演出为观众喜闻乐见,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群众的欢迎,他自己也“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民族文化遗产为抗战、革命服务,并取得改造和发展的意义和前途”。从此他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戏曲”。
他在庄严进行入党宣誓那天,事先在举行宣誓仪式的屋子里用水墨画画满了马、恩、列、斯的像,还有俄罗斯著名作家戈果理、托尔斯泰等人的像。同时他想到了程长庚、张一奎、余三胜、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等这些京剧祖师爷,但因为他们在革命文艺传统里没有影响,也找不到他们的照片,又无从造像,他没有把他们的像一道画出来。
他花了两个通宵奋笔疾书洋洋万言书上书中央,热切而又深入地阐述自己对京剧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时值隆冬,长夜漫漫,深夜,父亲觉得又饥又困,于是就地取材,拿瓦盆烧上两根炭火,再用羊角浸过尿液投入火盆烧烤,制造浓烈的腥臭味来刺激神经。报告被上报至中央书记处,中央很快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从各系统、单位抽调合适人员,一方面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七位同志担任国民党政府参政会参政员所发的两千元差旅费,派父亲和另一同志长途跋涉到西安购置戏箱,成立鲁艺平剧研究团,从事京剧的学习、演出和京剧改革的研究、实验,由父亲任团长。父亲刻苦练功,对着盛水的面盆,用力吹气激起水花练喷口,以致在一次演出中由于用力过猛,把自己的一颗假牙喷出,穿过髯口,弹到前排一位观众的眼镜上。他研究、编剧、导演都做,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和其他负责性职务,但主要还是演出。由于他的执著、勤奋、钻研,他很快便从一个普通票友一跃而为当地的京剧名角。在党的领导下,父亲和同事们一起,筚路蓝缕,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旧中国伶人从艺之路的崭新的戏曲艺术道路。
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戏曲艺术,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时专门为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与新中国成立后题的“百花齐放”一道,成为党对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对京剧也十分喜爱。他藏书处存有戏考,平剧团排戏没有剧本,就到这里借戏考参照排戏。平剧院成立时,毛主席干脆把珍藏的封面盖有“毛泽东图书馆”蓝色椭圆形印章的四十套《京剧戏考》全部赠与剧院。
父亲他们在延安上演的京剧毛泽东都看过,有的看过多次,有的连看几次,有时演完后还会接见演员,宴请大家吃夜餐。毛泽东有个习惯,晚上看戏,看完戏后去办公,天明才睡觉。随着形势的变化,延安的机构时有变动,延安平(京)剧院的同志也向组织上提出要到外地去开展工作,可组织部长安子文却对他们说:“毛泽东同志不离开延安,你们就不能离开延安。”
毛泽东说:“同志们不点头,我的手就放不下来。”父亲热泪滚落
我们家里有一幅珍贵的历史合影照片,照片中有百十来人,毛泽东同志坐在第一排的中央,神采奕奕,在末排右四的位置站着一个人,他一身布军服,敞开着衣襟,军帽推往脑后,突显出饱满宽阔的额头,自由散漫中露出几分潇洒,这就是我们的父亲阿甲。这张照片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的合影。
当时,父亲作为代表之一,拿着署名“毛泽东、凯丰”的请柬到杨家岭开会。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作“引言”讲话,之后大家热烈发言,经9日、16日直到23日,毛主席作“结论”部分的讲话。主席的讲话给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给他以重要启发。
京剧这一特定传统历史形式如何更好地体现毛泽东“讲话”和“推陈出新”的要求,父亲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坚持主张从京剧艺术的特点、实际出发,按京剧艺术规律办事,力求在作品中使传统形式与现实内容取得尽可能的统一,努力提高作品质量,以求为政治服务得更好,而不满足于生搬硬套的匆忙之作。他说:“我迫切地感到:利用旧形式,必先费一番工夫去理解它,掌握它,然后才能知道‘陈’究竟如何‘推’法,‘新’究竟如何‘出’法”,并指出“研究京剧的完整性,是我们必要的态度”。这里说的“完整性”,即指京剧艺术的规律性,这是当时大家都认同的。他还说:“我们认识到平剧服务于政治,在思想上是无条件的,在技术上却是有条件的(小形式例外)。”
《解放日报》有意公开发表了父亲阐述这些观点的文章,并特意在文后加了编者按,“按语”明确以党中央文委指示为背景,专门指出“阿甲同志是比较偏重于旧平剧的‘完整性’,因而主张先要深入学习。这个问题还值得讨论,希望关心改革的同志们发表意见”,引导大家批判父亲的观点。遂后,《解放日报》接连发表多篇文章,点名对父亲进行尖锐批判。高调声称“在艺术领域内,任何技术都要附属于一定的政治内容上”,而绝不能“对政治取得自由”、“取得独立地盘”。对旧平剧“强调它的完整性,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祖先崇拜、骸骨迷恋的思想”,“死抱着旧平剧的‘完整性’而陶醉自赏的观点”“应该抛弃”。指责父亲的观点是“对政治冷淡”、“对改革怠工”、“拒绝为革命服务为群众服务”。后来因为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肃反运动,这场批判才终止。在四十多年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父亲在著文中回顾到这段往事时,没有对这场争论(批判)加以评说,也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申辩,只是平静地说:“那时艺术上的争论是有的,一种意见是强调京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要多搞新的创作以反映抗战生活。一种意见认为要为政治服务得好,应当加强技术和艺术的学习,以求提高艺术水平。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他还说:“凭后一阶段的技术条件,如能通力合作,多创作几个剧本还是完全能做到的,这一点我没有抓牢,至今引为遗憾。”
1942年春开始,党内开展了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整风运动,但后来在康生主持下搞起了“抢救失足者”的肃反运动,通过“逼、供、信”的办法乱抓“特务”。往往有人屈服于压力,经不起诱供,乱“招”乱“咬”,甚至不觉羞耻、惶恐,反以为荣,导致“特务”成片。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好些人都被打成了“特务”,父亲也未能幸免。
有一天在八路军大礼堂开坦白大会,好些人上台作了“坦白”,都博得热烈掌声。保卫部门一位姓钱的处长皮笑肉不笑地对父亲说:“阿甲,你的事情你自己清楚,你是经常往毛主席那里去的。”以此暗示他上台坦白交代,并凭他的身份发挥“示范作用”。这对父亲压力很大。可父亲不管压力多大,也不管别人怎样,只认定要对自己负责,对党负责,决不能违背良心说瞎话。轮到他上台,他只说了句“我参加过国民党,但不是特务”(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事情他一到延安就向组织上作过交代)就下台了。姓钱的很不高兴,认为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反倒起了破坏作用,大煞大会风景。
不久,这种错误偏向终于被中央纠正。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抢救运动时,诚恳地说:“‘抢救’好比是挑刺,伤了好肉,这一回审干冤屈了许多同志,我是整风审干的总司令,我要负责任,现在向你们道歉。”说着随即举手向大家行礼,并动情地说:“同志们不点头,我的手就放不下来!”霎时,会场出现一片抽泣声,父亲也不禁喉咙哽咽,热泪滚落。父亲激动的心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党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他坚信这样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为自己当时顶住压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而感到极大的欣慰。
1941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毛主席特意打电话邀请延安平剧研究团的部分同志到他家做客,作为团长和主要演员的父亲自然在列。毛主席亲切招待大家,谈历史,谈艺术,听唱片,共进午餐,陪了六七个小时。当时谈到剧团有的同志觉得做京剧工作不像做军事、政治工作那样真刀真枪地抗日、革命带劲,不大安心本职工作。针对这种认识,毛主席说:“京剧现在可以为人民服务,怎能说不是革命工作?将来经过改造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嘛,怎能说不是革命工作?”毛主席的话使父亲为自己终于作出的正确选择而感到兴奋和欣慰,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底气和信心。
还有一次,父亲到杨家岭中央礼堂演出,遇见毛主席正在散步,两人交谈起来。主席顺便问到团里的事情,父亲作了简单汇报后,主席对父亲说:“对同志们政治上要宽些,艺术上要紧些。”
“政治上要宽些”,如何理解?是不是自己听反了?父亲一愣,没有说话。直到离开延安他也没有向团里说起,他怕讲出来人家不相信,反倒引起麻烦。父亲当时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主席的指示精神,但他却完全理解主席对他的工作、对平剧研究团的建设、对如何更好运用传统京剧艺术为当前的抗战、革命服务的一片殷切期望,深受鞭策鼓舞。
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启迪
毛主席爱看父亲的演出,观看时热情而专注,击节欣赏,“屈指拍膝点三眼,细声寻腔哼二黄”,从不提前退场,有的戏看过多次。此外,他们围绕京剧艺术还有过广泛交流,从剧目的内容到形式,从动作到唱腔,从剧中人物的塑造到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评价,从演出风格到欣赏情趣等无所不包。
《四进士》是父亲经常演出的传统节目,他饰演剧中的主角宋士杰。毛主席多次看过他的演出,但觉得剧中人物的性格还不够典型鲜明。他提出要淡化宋士杰的讼门讼棍色彩,加强他打抱不平的正义感,并强化田伦、顾读等人贪赃枉法、残害人民的可恶行径和田氏阴险毒辣的性格。这给父亲深刻启发。他和剧团的同志根据这个意见作了改进,在一些方面突破传统表演的模式,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活灵活现、富于正义感、专打抱不平的“刑房书吏”形象。当时的观众、著名戏曲家张庚评价认为:阿甲演的宋士杰,既不是马派的,也不是麒派的,而是具有他自己独特魅力的“阿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四五十年后,我们遇到的好几位延安老观众,都还对此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父亲对艺术非常较真,遇到问题不肯轻易放过,他总觉得京剧《打严嵩》里严嵩的形象太不真实,世上哪有这样的蠢人?为此他专门求教毛主席。主席对他说:“本质上是真实的,有些人搬石头磕脚背,就是那么愚蠢!”父亲在戏中饰演打严嵩的邹应龙,由于对严嵩有了新的理解,从此他在舞台上“打”起严嵩来,更有心理依据,动作更鲜明、准确。
毛主席彻夜工作后,一般白天睡觉,但有时白天也起床。有一次,父亲到毛主席住处,主席正在休息间开留声机听唱片,他热情招呼父亲坐下一起听。当放到言菊朋和新艳秋合唱的《梅龙镇》时,主席评论起来,说他很欣赏这张片子的唱腔,对言菊朋的念白尤感兴趣。他饶有兴致地对父亲说:“这种片子唱得优雅清净,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节奏既快又嘈杂,听不来这些,到共产主义时代,这些东西会存在下去的。”父亲听罢顿觉眼睛一亮,主席对自己民族的传统艺术独具慧眼,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
1945年8月,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延安军民对他的安危极为关切,主席回来后大家一片欢腾。父亲除了这个关切,还有自己特殊的关切,就是他们在延安的演出与外地大城市的京剧演出相比究竟怎么样?
他在杨家岭礼堂一个走廊里遇见毛主席,热切地问:“主席在重庆看戏没有?怎么样?”主席说:“蒋介石要陪我看三天戏,最后一天我没有去。”又说,“他们的技术比你们高些,风格没有你们高。”父亲认为人家的技术高,是因为人家都是科班出身,有深厚的功底,但为了迎合旧社会观众的趣味有些地方就发展了一种庸俗作风。而延安的演出风格高,除了演员自身的修养外,还同这里的观众分不开。延安的京剧观众主要是领导、干部和战士,正是他们积极向上的审美、欣赏情趣培养了演员认真严肃的演出风格。延安的演员如果技术再好些,加上艺术修养高,体会人物深刻,风格就能更高,这正是延安平剧院同志们的努力方向。
一次,父亲演出了他自己编导的抗日京剧《钱宋常》,到毛主席那里向他报告。主席表示赞成,他指着父亲穿的那身军服说:“这样的服装不容易舞起来啊!”
毛主席看戏看到精彩之处,常以手指拍板,但他不大清楚板眼的规矩,便询问父亲,父亲认真地向他娓娓道来,主席听着不时点头。
父亲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交往中,收获了舞台上、书本中难以得到的宝贵启迪,也获得了演员与观众、战士与领袖之间的某种特殊友谊。
一觉醒来,鼻子出血了
父亲为人既清高又知趣、自谦,在人际关系上历来远上近下。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对戏曲的偏爱和对京剧工作者的热情,延安地区人和人之间政治上的平等,以及父亲的强烈求教欲望,促使他超越自己的性格定向和战士与领袖之间的巨大人际距离,走近毛主席。
毛主席在杨家岭的住处是一排三孔窑洞,窑洞之间打通,可以行走,一孔是睡觉的,一孔是办公的,一孔是吃饭和休息的。一次,父亲和当时的同事方华去毛主席那里,主席正在休息间吃饭,见他们来便邀他们一起吃便饭。菜很简单,一碗烧萝卜,一盘辣酱,一碟儿炒鸡蛋。父亲和方华三筷两筷就让装炒鸡蛋的碟儿露了底,主席见状就拿起筷子,敲敲小碟的边沿问道:“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呀?”警卫员站在旁边没吭声。父亲和方华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离开饭桌去一边听唱片。
有段时期,父亲任平剧研究团团长,还兼做一些研究、编、导工作,那时演出任务繁重,父亲对演出认真、严格、要求高,还坚持清晨练功,工作压力、负担比较重,人明显瘦弱。一次父亲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让江青送点钱给父亲,让他买吃的增加营养,父亲说“我要钱没有用”就谢绝了。之后江青又拿出一瓶药水说:“这是一种补药叫‘铜碘’,是人家送给主席的,主席转送给你。”父亲收下带了回去,没有问如何服用。当时正是西红柿丰收季节,他的床下堆满了西红柿,听说西红柿也是补品,为了强化补药的效力,父亲一手拿西红柿吃,一手拿“铜碘”喝,吃喝后睡了一觉,醒来觉得鼻孔发痒,原来是鼻子出血了。
父亲在旧社会饱经尊卑有别、世态炎凉的遭遇,主席的相待,使他感受到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崭新的人际关系,一种革命队伍内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关心的特有的人间天地。■
(责任编辑/陈 思)